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单传航:《新疆基督教史》连载(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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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ta2009.org    2013年06月14日

第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新疆基督教历史(1888-1938

人们有理由认为,16世纪(1529年明朝退出哈密)至19世纪末这一段时期,新疆地区的基督教已经消失。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来支持或反驳这种认识。但是,1759年后的新疆地区,伊斯兰教成为统治性宗教,基督教、佛和喇嘛教等其它宗教基本上消失,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时这也是伊斯兰教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典型特征所决定的。

本章所介绍的新疆基督教的历史片断,可以称为是瑞典“圣约宣教教会”(Mission Covenant Church)和“英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新疆的宣教历史。其中,瑞典人的宣教工作在新疆南部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从1892年开始,直到1938年最后三位宣教士被迫离开,[1] 这个教会所派出的宣教士,在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噶尔地区前仆后继地工作了46年,带领300多名当地的突厥人成为基督徒,并建立了第一个突厥人的教会,培养了30多位当地的突厥和汉族教会工作者,还出现了一位名叫阿里的维吾尔族布道家。“英国内地会” 是最早进入新疆的宣教团体,主要是在新疆东偏北部的乌鲁木齐地区从事宣教工作。自1876年英国圣经公会兼皇家地理学会的亨利·兰斯德尔(Henry Lansdell)博士和内地会的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中文名字:巴格道)进入新疆宣教开始,[2] 直到1938年内地会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最后三位英国宣教士被驱逐,整整半个世纪,宣教工作缓慢而艰难,但是也有相当的成就。此外,在1886年,比瑞典人早六年,比英国人晚10年,荷兰和波兰天主教的宣教士就来到喀什噶尔宣教,但是因为资料有限,包括天主教在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的宣教,就不在本章中介绍了。[3]

当这些欧洲宣教士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些祖先同胞,那些与西北欧人同源的雅利安—印欧游牧民族,曾经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并且他们在南疆的主导势力,一直持续到公元九世纪之后突厥化的初期。只是,这一次欧洲人带来的不是快马和利箭,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早已成为欧洲定居民族的现代文明。

在我们掀开这段宣教历史之前,有必要对那个时期新疆的背景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新疆的相应时代背景介绍

前面提到过,清朝中国政府在消灭准噶尔蒙古帝国之后,于1759年7月(乾隆二十四年)全面占领新疆,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满清中国战败,从此西方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同时,以英美为首的宣教士在条约的保护下,开始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宣教。

1844年至1864年,俄国占领了新疆西北和西南部地区的大片领土,并试图占领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喀什噶尔,这两个军事重镇,但没有成功;同时,英国的势力也开始介入。[4] 1860年10月,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署,于是,巴尔喀什湖以北以南的大片领土从新疆割让出去。[5] 1892年1月和3月,俄国逼迫清政府军队退出帕米尔地区,随即占领该地区。清政府在与沙俄的谈判中,被迫同意割让帕米尔地区,但坚持《中俄续堪喀什噶尔届约》作为边界依据,从而保住喀什噶尔。[6] 1895年3月11日,在清朝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英、俄两国进行谈判,划分了帕米尔地区。[7]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领土面积大大缩小,失去约三分之一的面积。统治中心伊犁成为西部边境,喀什噶尔成为西南边境。北部仍然以阿尔泰山脉为边境,南部还是以昆仑山脉与印度和西藏为邻。

当清朝中国由于战争和内部腐朽走向衰败的时候,新疆开始爆发一系列的反清斗争,其实就是反汉族的斗争。期间,伊斯兰宗教势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说,这是新疆历史中的第三次伊斯兰圣战。前面提到过,前两次伊斯兰圣战分别是在10世纪初伊斯兰进入新疆的时候,以及14世纪新疆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时候。

1864年6月,库车爆发反清斗争,随即蔓延整个新疆。各族农民占领南北疆许多重镇,杀死清朝的官员和将领。11月,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中心——伊犁也被占领。[8] 之后,新疆各地有许多伊斯兰的宗教领袖纷纷称汗,且内乱不止。[9]

[10] 19世纪初,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中亚南部的伊斯兰教中心——浩罕国(Kokand),逐渐强盛起来,并开始向周围扩张。浩罕汗国的首都设在塔什干(Tashkent),领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地区,主要是由乌兹别克贵族和伊斯兰和卓家族统治[11],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12],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古代西回鹘帝国的延续,即后来的突厥喀喇汗国的复辟。和卓家族被视为是圣裔,即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而新疆和卓家族是中亚和卓的一个分支,[13] 主要集中在南疆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地区。

浩罕国于1820年至1857年之间,先后七次派遣流亡于浩罕国的新疆和卓家族成员,与新疆境内的和卓家族联合,率军队侵入新疆南部,或潜入新疆制造内乱,并实施统治,但都被清政府军队击败平定。[14] 1857年,在浩罕国的支持下,倭里可汗和卓(Vali Khan Tura)在喀什噶尔称王,实施伊斯兰式的统治;同时他也臣服于清朝中国的殖民统治。[15] 同年,德国旅行家阿道夫·施拉金特维特(Adolf Schlagintweit)在喀什噶尔被倭里可汗囚禁,因拒绝交出信件,被下令在河边斩首。[16] 这位倭里可汗非常残酷,尤其憎恨出头露面的妇女,任何在街道上被他看到的妇女都会被斩首。[17]

[18] 1865年初,浩罕国从塔什干派遣狂热的穆斯林军官阿古柏(Yakub Beg)[19] 进入南疆喀什噶尔,成功煽动当地穆斯林,推翻并杀死了倭里可汗和卓,并以“伊斯兰教解放者”为口号,发动圣战,占领南疆喀什噶尔等七座城市,甚至占领北疆的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地。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将所有的汉族人杀光;然后率部队围困汉族军队和汉民最集中的英吉沙,城内清军多次突围失败,弹尽粮绝,援军无望,就全部焚火自尽。[20] 阿古柏自立为新汗王,大肆屠杀异教徒,并推行王公社会等级制度,开始对南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穆斯林同胞进行残酷的统治。阿古柏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宫殿,至少拥有40位王后,向人民征收无法承受的重税。[21]

根据当时住在喀什噶尔的、那位土耳其基督徒宣教士约翰的记载,由于不堪忍受阿古柏的残酷统治,喀什噶尔的维吾尔等民族盼望汉族重新回来执政,就秘密致信北京,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出兵来帮助解放他们。[22] 1868年,浩罕国被沙俄兼并,成为附属国;1876年,成为沙俄的费尔干纳省。[23] 1876年,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将军西征,1877年占领喀什,阿古柏服毒自尽[24],1878年全面收复新疆。[25]

在浩罕国间断性统治新疆南部的50年里,推行狂热的伊斯兰教圣战思想和伊斯兰教律法统治。尽管清政府收复新疆后,对极端伊斯兰势力进行了军事镇压,[26] 但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突厥民族主义相联合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成型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了1930年代,喀什噶尔再次爆发针对汉族统治的穆斯林圣战。

1759年,清朝占领新疆后实施军府管理制度,是属于殖民管理模式。但是,在1878年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将军在新疆的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善后局,是属于省治行政管理制度。1882年,左宗棠积极上奏朝廷,敦促清政府在新疆建省。[27] 早在1820年,龚自珍就在所著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建议,将新疆设为一个省区。[28] 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新疆建省,首府定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汉语名字),第一任新疆巡抚为刘锦棠。[29] 全省共设“道”四个,府六个,厅十一个,直隶州两个、州一个、县二十一个、分县两个,行政网络覆盖全疆。其中‘道’是最高管理级别,官长称为道台。当时有镇迪道设在迪化,伊塔道设在伊犁,阿克苏道设在温宿,喀什噶尔道设在疏勒。[30] 之后,效仿新疆,清政府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相继设立行政省份。[31]

新疆建省之后,面对战乱带来的满目疮痍,清政府开始大力恢复当地的经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工矿业。1887年(光绪十三年),新疆省政府颁布《新疆屯垦章程》,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内地的汉族农民前来垦荒。于是,新疆省的汉族人口数目迅速上升。[32] 1892年,新疆省开始建立电报网络,至1908年,全省设立电报局17个,网络覆盖南北疆地区。[33] 被清朝收复后,新疆省开始了稳定繁荣的时期,而且持续了50年,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对于新疆地区的历史而言,50年的和平安定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

就在电报网络开始在新疆铺设的这一年,1892年,瑞典的宣教士来到了南疆的喀什噶尔城进行宣教考察。在开始书写这段重要的教会历史之前,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他就是基督教在新疆消亡500年之后,第一位来到新疆的基督徒宣教士。他是一位土耳其人,名叫约翰·阿维塔瑞尼安(John Avetaranian),原名穆罕默德·舒克里·埃芬狄(Muhammed Shukri Efendi)。

二、一位土耳其基督徒的使命

[34] 1891年12月7日,瑞典宣教士豪吉尔(Hojer)奉“瑞典宣教会(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遣,从瑞典出发,前往并穿越高加索山脉地区(Caucasia),经中亚地区,最后抵达新疆西南边境地区的喀什噶尔,考察在这个地区进行宣教的可能性。[35] 与他同行前往的还有一位亚美尼亚的基督徒,以及一位名叫约翰·阿维塔瑞尼安的土耳其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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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土耳其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John Avetaranian,出自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1892年1月,他们到达喀什噶尔。一个星期后,其他人都离开了,约翰·阿维塔瑞尼安却留了下来,开始向当地突厥人(维吾尔族的名称尚未恢复,一律称为突厥人,汉族人称之为‘缠头’)传基督耶稣的福音。这位土耳其基督徒还开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开始将《新约·圣经》翻译成他所称的喀什噶尔语 [36],即东突厥语(指的是维吾尔语),古维吾尔语的一种,就是本文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采用受到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字母影响的阿拉伯字母,作为元音缺失的回鹘文字母,但语言是采用喀什噶尔方言,而不是如今许多人们误称的“察合台语”。

两年半后,当瑞典宣教团队到达喀什噶尔,开始宣教工作的时候,约翰·阿维塔瑞尼安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翻译工作。1898年,四福音书的维语版本印刷发行,并运送到喀什噶尔;1914年,《新约·圣经》的维语翻译工作完成并印刷发行。

这位名叫约翰·阿维塔瑞尼安的土耳其基督徒,原名穆罕默德·舒克里·埃芬狄,到底是什么人呢?

1861年6月30日,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尔足汝穆城(Erzurum土耳其境内),一位男孩出生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取名叫穆罕默德·舒克里·埃芬狄。[37] 父亲是一位伊斯兰托钵僧(Dervish禁欲主义派,好像佛教的云游化缘僧人),热心寻求真理;母亲是聋哑盲人,在舒克里三岁那年去世。之后母亲的姐姐将他抚养到16岁。[38]

[39] 六岁那年,舒克里在一所伊斯兰学校上学,学习伊斯兰教的理论。18岁那年,因健康状况被迫辍学时,已经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有一次,因为一位宗教老师询问他为什么头上裹绿色的头巾,从而知道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代。

他和父亲加入了伊斯兰教的一个门派——尧拉格利(Yologhli)。他后来认为这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一个门派,或者说,是基督徒的团体在伊斯兰势力的威胁之下,将伊斯兰的表面宗教仪式作为掩护,继续保持基督教信仰,但是后来其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变异,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40]

1879年,他在父亲家乡的村庄住了一年。住在一位当地著名穆斯林女学者家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圣经·新约》,是奥斯曼土耳其语的版本。这位女主人的儿子曾经在俄罗斯—土耳其战争中被俘,关在俄国的监狱里,有一位陌生人送给他这本《圣经》。但是他读不懂,出狱回来后就作为礼物送给了母亲。[41]

父亲去世之前,告诉儿子他对伊斯兰教的怀疑,以及一生中没有得到平安和喜乐。[42] 这个时候,舒克里已经成为父亲村庄的伊斯兰教长和毛拉(即伊斯兰宗教老师,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父亲死后,舒克里开始认真研读自己买到的一本《圣经·新约》。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他受到极大的启蒙,并开始放弃伊斯兰信仰,宣扬耶稣是基督。[43]

由于基督教信仰的缘故,舒克里遭到逼迫,于是他逃亡到波斯,然后到高加索地区(Caucasus),抵达提夫利斯(Tiflis,今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时为沙俄殖民地,格鲁吉亚人主要信奉东正教)。[44] 经过一位亚美尼亚基督徒的推荐,他在提夫利斯认识了一位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亚伯拉罕·阿莫克汉安茨(Abraham Amirkhaniantz)。[45] 经过三年的流亡,他已经能说熟练的亚美尼亚语。[46] 这时候,他被基督徒们称为约翰。阿莫克汉安茨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考验,最后终于作为基督徒接纳了他,并于1885年2月28日,在星期天的礼拜后,在穿越提夫利斯城的库尔河(Kur River)中,为他施行了洗礼。[47]

[48] 几天后,他在阿莫克汉安茨牧师的家里,认识了瑞典宣教士豪吉尔(Hojer)先生。1886年6月1日,在豪吉尔先生的携带下,约翰(即舒克里)和一位亚美尼亚基督徒到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开始在瑞典宣教会的学校接受三年的课程培训,学校设在克里斯坦汉姆(Kristinehamn)。由于语言的障碍所导致的艰苦学业,舒克里的健康状况恶化,几乎丧命,但奇迹般康复。

1889年秋天,约翰(舒克里)前往提夫利斯,开始在亚美尼亚人当中开展宣教工作。他知道,自己首要的呼召是向高加索地区(主要是在格鲁吉亚地区)的穆斯林传福音;他去过许多村庄,甚至深入波斯(伊朗)境内的城市,向穆斯林宣教。[49] 两年后,阿莫克汉安茨牧师和宣教士豪吉尔从瑞典回来,带来了瑞典宣教会关于考察新疆喀什噶尔的使命;由于阿莫克汉安茨牧师生病不能前往,另外一个亚美尼亚基督徒决定退出,最后由豪吉尔、约翰(舒克里)和另一位亚美尼亚基督徒小伙子,于1891年12月7日启程前往喀什噶尔。[50]

他们经过丝绸之路的一些著名古城,例如,马雷(今土库曼斯坦的第四大城市,马雷州的首府)和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1892年1月底,[51] 他们到达喀什噶尔,首先拜访了俄国领事。他们被告知,来这里宣教非常危险。一位天主教的宣教士,荷兰的亨德里克神父(Father Hendriks or Hendrick)和一位名叫亚当·伊格那陶维奇(Adam Ignatovich)的波兰人,已经在这里宣教六年了,都不敢住在城里。[52]

[53] 一个星期后,豪吉尔和那位亚美尼亚小伙子返回了,只留下约翰一个人。他开始住在喀什噶尔城里,穿当地人的衣服,常常与毛拉(或阿訇)辩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问题。半年后,他的当地男仆——俄国领事秘书的堂兄弟,奥马尔·阿康德(Omar Akhund),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约翰专门为他将主祷文翻译成喀什噶尔语。

[54] 这时候,“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马礼逊(Morrison)先生来到喀什噶尔,交给约翰一个任务,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喀什噶尔语。首先,让他翻译耶稣的“登山宝训”作为测试。而在此之前,约翰就已经打算这样做了。

[55] 约翰发现,喀什噶尔语有两种方言,两者非常相似。一种是本地的语言,另一个种是来自西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所说的方言,也就是乌兹别克语,其中前者属于当地的标准语言,后者是从喀什噶尔本地方言变异而产生的。喀什噶尔人主要分为两大部落,白山人和黑山人。白山人的方言是标准普通话,与黑山人的方言相差甚微。鉴于这种情况,约翰决定将《新约·圣经》翻译成为白山人方言。他的第一位仆人奥马尔·阿康德,就属于白山部落,后来的一位仆人哈什姆是属于黑山部落。

[56] 在翻译《新约·圣经》的过程中,约翰得到了几位当地人的大力帮助。这几位学者分别是:

1、莫扎·阿卜杜卡里姆·阿康德(Mirza Abd-ul-Karim Akhund),是喀什噶尔一位著名学者的得意门生,职业是突厥语(即维吾尔语)教师。他成为约翰的秘书,每天早晨与约翰一同从事翻译工作。

2、福商先生(Fushang Daloy的音译,估计意思是‘府上大老爷’),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的道台长官的翻译,是来自中国内陆的汉族官员,他成为约翰非常密切的朋友。约翰几乎每天都要去道府办公室看望福商,并与他和其他官员一同探讨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请他们纠正翻译的错误。在本章的历史背景介绍中我们提到过,当清政府消灭了阿古柏统治势力,收复新疆后,在新疆设立行政管理机制,其中喀什噶尔被设立为最高行政区之一的‘道’,长官为道台,首府设在疏勒县(喀什城近郊,又因汉族军队和许多汉族人驻在那里而被称为汉城)。

3、约翰的男仆奥马尔·阿康德不识字,约翰每天晚上读翻译的《圣经》给他听,看他是否能够听懂,以确保翻译的通俗易懂。

4、还有一位老毛拉,名叫尼阿兹·阿康德(Niaz Akhund),曾经在阿古柏统治时期,担任部长大臣,约翰让他对翻译的《圣经》进行第三关的检查。

[57] 按照这样的翻译程序,每当发现问题或某人提出意见,约翰就和莫扎·阿卜杜卡里姆·阿康德一同磋商决定。约翰还从工匠、农民和其它阶层的人们那里学习到许多特别的名词,一同融入《圣经》的翻译。当地还有几本从波斯语翻译成喀什噶尔语的书,对约翰的翻译工作帮助甚大。

[58] 约翰没有停止向当地人传基督教的福音,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到喀什噶尔以外的地方去传讲福音和基督教,例如,去塔里木盆地的南缘重镇——和田(古于阗)。他和人们辩论,人们对他讲的内容非常有兴趣。但是,当地人所见过的欧洲人甚至宣教士,在道德和行为上都给他们非常恶劣的印象,从而损害了基督教的名声。最后,人们对他说,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基督徒榜样,这样他们会考虑放弃伊斯兰教而接受基督教信仰。于是,约翰就写信给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宣教会”的负责人艾克曼(Ekman)博士,希望能够派宣教士到喀什噶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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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土耳其基督徒约翰在喀什噶尔翻译维吾尔语《圣经》,出自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艾克曼迅速决定并回信说,他将派拉科特(Raquette)和柏克朗德(Beklund)两位弟兄前来协助宣教工作。[59] 在向瑞典写信的同时,约翰接到了豪各伯格的信,说想前来与约翰一同工作。于是,约翰又写信给艾克曼博士,建议先让豪各伯格与自己一同工作,艾克曼博士回信表示同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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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土耳其基督徒约翰那个时代的喀什噶尔的一条街道;出自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约翰的男仆奥马尔·阿康德,请求约翰为他施洗礼,但约翰说要等到瑞典宣教会的宣教士到达之后。奥马尔感到气馁。[61] 后来,再三强烈要求,并表示不畏惧因为信仰而受逼迫甚至牺牲。于是,约翰在土曼河(Tuman River)里为奥马尔施洗,并根据奥马尔的意见,给他取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拉撒路。[62]

[63] 不久,拉撒路的妻子出卖了他,告诉毛拉们她的丈夫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于是他们开始迫害他,并威胁要杀死他。但是,由于当地清朝汉族政府的法律,他们不能处死拉撒路,就如同当年罗马政府不允许犹太人处死人一样。后来,由于看到拉撒路接受基督信仰后,其美好的人品性格变化,妻子和别人都开始喜欢他了。

在豪吉尔和约翰考察喀什噶尔的宣教可能性之后两年半,1894年7月,[64] 瑞典派出的宣教士们来到喀什噶尔,其中有豪各伯格(Hogberg)先生和他的太太。[65] 约翰已经为他们租好了喀什噶尔仅有的一处欧式风格的房屋,并前往三天旅程之外的地方接应他们。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一路顺利通行。[66]

[67] 之后,约翰陪伴一位瑞典的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考察塔里木盆地周围的风土人情。约翰坚持在旅途中翻译《新约·圣经》,并向当地的人们传讲基督的福音。当宣教士豪各伯格返回瑞典的时候,将约翰翻译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带走。在此之前,《马太福音》已经完成并送到“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

1897年2月,由于和欧洲的联系渠道中断,约翰离开居住了5年的喀什噶尔,[68] 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897年,圣经公会告诉约翰前往德国莱比锡(Leipzig),因为他翻译的喀什噶尔语的四福音书将在那里印刷。秋天,约翰到达柏林。这里,德国的一位语言学家,安德里斯(Andreas)教授,根据希腊原文与约翰一同校订翻译好的四福音书。[69] 《圣经》印刷的事情一波三折,约翰最后决定加入“德国东方宣教”机构(German Orient-Mission)。[70] 1898年,约翰翻译的四福音书,终于由“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在德国的莱比锡出版,并发送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71]

1900年,约翰被这家德国宣教机构派往保加利亚,向那里的穆斯林传基督的福音,此时他已经在柏林结婚,妻子是海伦·让·奥斯特罗特(Helene Von Osterroht);于是夫妻俩人一同踏上宣教旅程。[72] 由于这项宣教工作,约翰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牵挂的喀什噶尔。

[73] 1919年,约翰得知因战争而滞留的他所翻译的喀什噶尔语《新约·圣经》,共14板条箱,即将由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宣教会运送到喀什噶尔。此时,约翰已经病重。12月11日,在德国威斯柏登的家里,当妻子在他的床边读完《诗篇-100》的时候,约翰用异常清晰地声音说:“太美了。”然后就永远闭上了眼睛,被主耶稣接走。14日,被埋葬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位土耳其的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John Avetaranian)的故事结束了。

三、瑞典宣教士在新疆喀什噶尔地区的成功

本章第一部分已经提到过,1878年,当清朝中国从阿古柏手中收复新疆后,新疆开始进入相对稳定和平的阶段。当时,喀什噶尔的清朝长官道台是来自湖北的李宗平(根据Li Tsung-pin的音译),时年58岁。[74] 1892年,“瑞典圣约宣教教会”派出的人员到达南疆的喀什噶尔考察宣教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位土耳其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留了下来,进行宣教和圣经翻译工作,其余的人回去了。这位来自土耳其的宣教士,掀开了新疆近代历史中重要的宣教篇章。

[75] 46年后,由于政局突变,最后三名宣教士于1938年被驱逐出新疆。在此期间,先后有60位瑞典宣教士在这里工作过。他们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孤儿院、学校、医院、印刷厂和教堂,完成了《圣经·新约》的翻译,几百名当地的穆斯林成为基督徒。这些成就,被誉为“向穆斯林宣教的历史中,最为成功的宣教工作”。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珍贵而令人鼓舞的历史。

1、播种阶段

在土耳其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之后,最早到达喀什噶尔宣教的是瑞典基督徒豪各伯格和他的妻子,还有安娜·尼司特洛姆(Anna Nystrom)等人。[76] 当时是1894年,新疆已经是清朝中国的一个行政省份,喀什噶尔是新疆四大行政“道”之一,长官道台是清朝政府派驻的。[77]

最初,都是宣教士们学习语言和适应当地生活的时期。当地的语言被瑞典宣教士称为东突厥语(即维吾尔语,当时维吾尔这个名称还没有恢复),与乌兹别克语非常接近;当具备流利的语言能力之后,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在巴扎(当地的集市)中,在街道上,在教会里,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78] 当时的一本书《世界宣教》(World Missions),作者是朗德尔(J. E. Lundahl),认为在穆斯林国家里公开讲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喀什噶尔地区,这些瑞典宣教士却能够在教会、集市上讲道,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79]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是清朝中国政府刚从伊斯兰教政权下收复新疆,正在严厉镇压伊斯兰教的极端势力。[80] 因此,新疆在清政府的法律约束之下,人们可以享有相对宽松的宗教自由。

[81]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关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一内容,最令当地的穆斯林尤其是毛拉(或阿訇,伊斯兰宗教老师)感到不安甚至愤怒。1912年,宣教士们用驴和骡子运来的印刷设备开始投入使用。于是,大量的福音小册子和宣传品印刷出来,有力地配合了口头的宣教工作。1914年,宣教士L. E. 豪各伯格所著的小册子《生命之路》(The Way of Life)印刷出版。几年后,另外一位宣教士G. 拉科特(Raquette)的著作《针对穆斯林的简明基督教教义》(Simplified Christian Doctrines for Muslims)也印刷出版。

[82] 此外,采用一对一的信仰探讨方式;由于伊斯兰教的文化,妇女宣教士拥有特别方便的权利,能够去别人家看望,到病人家探访,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宣教手段。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经常会动摇信仰,所以需要常常单独辅导。随着福音工作的开展,许多当地的基督徒也开始参与教会的工作,在教会和巴扎中传福音。这一时期,在汉城(疏勒)的教会是由汉族基督徒主持,同时承担部分礼拜演讲的工作。

[83]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后有19名来自“瑞典圣约宣教教会”的新宣教士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增援宣教的队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工作到最后被迫离开,也有在此之前出于种种原因返回瑞典的。其中约翰·诺斯泰迪(John Norstedt)先生,于1932年因伤寒在喀什噶尔离世。在前期宣教工作中,宣教士们之间曾出现不和睦的现象,至1920年代就基本上没有了。

[84] 在宣教过程中,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距离相近的喀什噶尔城和汉城(疏勒)的宣教士可以经常聚在一起,而住在比较遥远的莎车(古代的叶尔羌Jarkend)和英吉沙(Jengi-Hessar)的少数几位宣教士们,就要忍受许多孤独。在所有的宣教士当中,约翰·陶恩奎斯特(John Tornquist)在这里宣教的时间最长,而且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汉族人当中宣教,从1904年到1937年。他是宣教工作的负责人,也是宣教士们尊敬的长辈。曾经有10年的时间里,在所有宣教士当中,只有他独自一人向汉族人传福音。1937年,他在当地离世。

2、收获的季节

[85] 进入1920年代,喀什噶尔地区的教会开始增长。拉科特在1925年给瑞典教会的报告中说,在东突厥斯坦的工作终于进入收获季节。第二年,喀什噶尔建了一座新的教堂,竟然没有遇到什么来自穆斯林的阻力和干扰。当时,在全世界各地向穆斯林宣教的基督徒们,都感受到了穆斯林对基督教的开放态度。1928年,约翰·陶恩奎斯特在致“瑞典圣约宣教教会”50周年纪念大会的信中,说道:“……目前,在东突厥斯坦的总体宣教工作,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然后,他总结了教会、学校和医院的工作,并将荣耀归于上帝。

[86] 1928年到1932年,共有86位新基督徒接受洗礼。1932年初,喀什噶尔的教会有56位成员,汉城教会有29位,莎车教会有65位,英吉沙教会有13位,共计163位教会成员。根据这一年的统计,当地共有22位宣教士,30位本地的维吾尔族和汉族教会工作者。170位儿童在主日学受到教育。同一年 ,教会医院接待病人1万3千228名,实施50次大手术;教会还在喀什噶尔建起了一家新医院;英吉沙一座容纳200人的新教堂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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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莎车的教会—1928年 图片来源:http://biphost.spray.se/margaretahook/

当时在汉族当中的宣教工作也取得突破。在1920年代从事汉族宣教工作的西格丽德·拉森(Sigrid Larsson)女士在日记中提到说,在汉城疏勒的汉族教会中,已经由汉族基督徒主持工作,并且他们有时候还能在礼拜中讲道。[87]

[88]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复兴的局面在每个教会中出现。许多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许多原先是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被圣灵感动和更新,认罪悔改,生命改变,大发热心。当时一位本地的维吾尔族基督徒工作者,约瑟夫·可汗(Josef Khan,后来他称自己为约瑟夫·莱恩Josef Ryehan)在莎车教会,这样描述了当时复兴的属灵现象:“……原先有一些人说他们想成为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基督徒没有摆脱旧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继续拜访穆斯林圣徒的墓地,或坐在苏非派领袖的脚前……现在,新的时期到来了,尤其是那些被宣教士们带大的年轻人,满有基督的能力,能够摆脱穆斯林偏见的捆绑,有火一样的愿望,要传福音给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这位从伊斯兰中走出来的约瑟夫兄弟,成为当地基督徒中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工作者,在他的带领下,当地的教会能够在祷告和圣经学习方面独立运作。他最知道怎样向当地人传福音,他还坚决否定伊斯兰教。[89] 可见,他已经彻底明白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囊里,而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具有巨大的属灵影响力。后来在1933年,南疆发生“穆斯林革命”,约瑟夫在莎车被逮捕、拷打并被判处死刑,但他成功逃往印度,随后与妻子和孩子团聚。[90]

[91] 这个时期,新疆境内的宣教机会甚多,宣教士们开始考虑扩张福音的传播地区,并迫切要求派遣更多的宣教士。1932年1月,在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的库车(龟兹,古时新疆地区的三大佛教胜地之一)做护士工作的莉维莎·英格沃(Lovisa Engvall)女士写信说,希望喀什地区的宣教士们和瑞典教会都能意识到,库车是一座大城市,应该派宣教士前来。她已经反复要求了很长时间,但总是不见人来。她在信中说:

“今天有个毛拉到我们这里。他坐在那里很久,读墙上的《圣经》摘录,他读了《路加福音》的前三章。她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在这里建立一所医院和学校……我说,我已经写信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没有人来……他说,那就不停地写信,直到他们头疼了,就会派人来的……你告诉他们,这是一座大城市,我们盼着也能有一所医院和学校。”(笔者注:毛拉就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也称阿訇,中东地区称伊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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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教会医院的病人与瑞典宣教士合影,出自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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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为当地病人检查:http://biphost.spray.se/margareta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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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以斯帖·莫恩夫人与喀什学校的学生们;图片来源同上)

[92] 但是,瑞典宣教士对塔里木盆地南部似乎情有独钟,他们制定的宣教拓展计划并没有包括库车,而是决定在塔里木腹地的和田重镇建立宣教站,这是他们在1897年就制定并祷告的计划。在前面的新疆历史中提到过,和田即古时的于阗,曾经是古时新疆地区的三大佛教胜地之一,公元781年景教总会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教区(建成与否不详,但证明这里有一定数量的景教徒,参看上一章),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势力的重镇。1932年,在“东突厥斯坦宣教工人大会”上,有两条提议:一是在和田建立诊所,二是在英吉沙开办“传福音课程培训”,用来教导当地的教会工人,最终能够差派他们前往新的地区宣教。

[93] 根据《东突厥斯坦的宣教和变化》(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一书中的总结,基于机构化的宣教模式,瑞典宣教士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医院、孤儿院这样的社会福利项目赢得了当地人心。

二、学校、书籍印刷对当地人的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宣教士在言行品德、生活和工作方面,树立了无可挑剔的榜样。在30年代,宣教士海伦娜·尼司特洛姆女士(Helena Nystrom)上书新疆政府,成功促使他们颁布了法律,禁止15岁以下的突厥女孩结婚。[94]

四、教会敬拜的方式也吸引着当地的人们,尤其是音乐和歌唱,深深影响了酷爱音乐的当地突厥人。他们编辑了几种赞美诗集,还于1920年代组建了唱诗班。

五、在30年代,第二代基督徒,尤其是孤儿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开始在当地教会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力,本地的教会工人数目迅速增加。宣教士们鼓励并帮助当地教会逐渐实现了自养、自治和自传的“三自原则”。早在1926年,宣教士们就在“东突厥斯坦宣教大会”上确立了“三自原则”的实施方针(参看《东突厥斯坦宣教大会记录》The Minutes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Conference,1926第19页)。[95]

但是,1933年2月 [96],悲剧开始临到南疆的宣教机构和当地基督徒。

四、暴风雨的到来

30年代初期,宣教工作进入属灵的突破时期。进入30年代(1931-1933),新疆出现内乱,战争频繁,政局动荡。这个时期,宣教士们是和中国国民党新疆政府相处。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瑞典宣教士们在南疆宣教期间,新疆所经历的复杂政治历史背景。

[97]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湖北省爆发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满清王朝,并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2月12日,在原清朝将领袁世凯的胁迫下,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5月18日,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原清朝镇迪道台杨增新为新疆都督,统管新疆。

[98] 从1912—1928年,杨增新执政新疆17年,虽然是独立的军阀割据,与外界隔绝,但隶属于北京北洋政府,并且积极实行“改良政治和民生政策”,因此新疆又渡过了一段平稳的时期。当时,清政府在倒台之后,整个中国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中华民国政府还没有力量统一中国。1918年10月,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成功,沙俄军队兵败逃入新疆北部,后被苏联红军和新疆军队联合剿灭。

[99] 在宗教政策方面,杨增新对伊斯兰教进行种种限制和规范,实行政教分离,隔绝国外伊斯兰教势力的介入。例如,在1915年9月,省政府下令封闭了在南疆阿图什的师范学校,这是由奥斯曼帝国派遣的凯马尔一行人员所办的学校,旨在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双泛思想。1917年,凯马尔一行人被监禁,1919年,被遣返出境。另外,1917年3月至1927年这十年间,禁止新疆穆斯林前往麦迦朝圣。1923年,还拒绝土耳其的宣教团体进入新疆。[100]

前面提到过,进入1920年代后,也就是杨增新执政期间,瑞典教会的宣教工作开始进入收获季节;1925年,拉科特说,东突厥斯坦的宣教收获季节终于到来。[101] 可见,政治势力和环境对宣教工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02] 1928年4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中华民国开始了统一中国的进程。6月,杨增新发电报宣布服从南京政府,在新疆悬挂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国旗。7月7日,新疆内部政变,杨增新在迪化出席俄罗斯学院颁发仪式的时候遇刺身亡。[103] 省政务厅长金树仁平息政变,出任新疆主席兼军队司令。

[104] 由于金树仁在执政期间,激化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矛盾,维吾尔穆斯林开始暴动,大肆屠杀汉族人,伊斯兰教的圣战势力开始抬头。1931年5月,甘肃省回族军阀马仲英以“解救伊斯兰教兄弟”为口号,进军新疆,攻打东疆的哈密城。后马仲英受重伤撤退。次年八月,马仲英的回民穆斯林叛军,兵分两路进攻新疆,南路由马世明率领,联合维吾尔族穆斯林合加·尼牙孜(Hojia Niyaz)等人的叛军,占领鄯善,大肆屠杀汉民,并正式号召“伊斯兰圣战”。新疆省军队前来,收复鄯善,下令屠城三日,滥杀维族人。1933年2月,马仲英的部队攻占库车、阿克苏等南疆城镇,和田、莎车、喀什各地纷纷响应马仲英,发生暴动。东路由马全禄率领,绕过哈密,于1933年初包围了迪化,与省城守军展开拉锯战(下面就会提到,宣教士巴富羲记录了这次围城之战)。这时,马仲英亲自率领3000多人杀入新疆,占领哈密,并与当时已称王的尧乐博斯(Yulbars)所率领的维吾尔穆斯林军队联合,进军迪化。省府危在旦夕之际,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电告南京政府辞职。1934年2月,苏联红军出兵击退马仲英的回-维联军,方解迪化之围。

这一事件当然影响到南疆的宣教工作,瑞典的宣教士们提到这一点,并称之为“穆斯林革命”或“第一次迫害”,于是暴风雨来到。[105] 1933 年11月,南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穆斯林暴动军队进入喀什噶尔,12日宣布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伊斯兰法律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发行新货币,宗教领袖合加·尼牙孜(Hojia Niyaz)出任总统;他们号召圣战。[106]

1933年, 南疆的300名维吾尔族基督徒,被来自和田的狂热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武装力量的头目艾米尔·阿卜杜拉(Emir Abdullah 艾米尔的意思是国王)下令处死,全部殉教。在喀什噶尔的教堂、印刷厂和孤儿院被毁坏,瑞典宣教士被控制,孤儿院的男孩被杀死,女孩被强迫嫁给穆斯林,学校等场所被占领、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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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疏勒/汉城教会;出自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107] 1930年,盛世才来到新疆,次年被任命为“东路剿匪总司令”,对付马仲英的二次犯疆。1933年,金树仁辞职后,盛世才开始控制新疆,并积极联合苏联共产党。1933年11月—1934年,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同时由于苏联惊觉到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开始合作,于是派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击败马仲英在北疆和东疆的势力。1934年初,马仲英兵败撤往南疆,其手下马福元于2月6日率部队轻取喀什噶尔城,成立了不到三个月的“东突”政权瓦解。[108] 1937年9月,苏联红军再次出兵南疆,消灭了马仲英的残余势力。自此,新疆开始重新统一稳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进入盛世才政府,并在1937年7月设立乌鲁木齐(迪化)八路军办事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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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被毁坏的疏勒/汉城教会;图片来源同上)

瑞典宣教士提到了这些事件,称之为“内战”、“俄国人的时代”。[110] 1935年之后,大批苏联人被派遣到新疆,参与政府军队各部门的工作,担任顾问和技术指导。同时,帮助新疆省政府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111] 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式政策模型:“反帝”是指反对西方国家,并且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于是,盛世才政府开始疯狂迫害留在当地的基督徒,这就是瑞典宣教士所称的“第二次迫害”。根据瑞典宣教士文各特(R. O. Wingate)的记载,当时新疆的伊斯兰教也遭到政府同样严厉的打击,许多穆斯林领袖被处死。也就是说,盛世才政府执行的是共产主义无神论政府的反宗教政策。[112] 这段时间,许多宣教士开始撤离,大部分当地教会的成年负责人和宣教士被暗杀。根据官方报道,有15名重要的教会工作人员被政府处决。年幼的基督徒当中,也有的被杀害。当时,所有重要的教会工作人员都被杀害了。有幸存的基督徒从喀什噶尔写信告诉瑞典的宣教士,说:“我们所有亲爱的朋友们,都在1937年的冬天被迫害折磨死了。”[113]

[114] 在所有宣教士于1938年8月离开喀什之后,塞尔维夫妇又在喀什坚持住了5年。1938年1月,斯各莱德·塞尔维夫人(Sigrid Selvey于1943年全家人到达印度)在信中提到她去年8月的婚礼,是由英国领事主持的,地点在宣教机构的教会里,当时教堂里挤满了几百位不惧怕的人们;人们仍然来宣教机构,也不惧怕威胁,继续参加教会。1938年春天,形势更加恶化,许多为瑞典宣教机构和英国领事馆工作的当地人遭到逮捕。

1938年8月,盛世才秘密访问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成为一名苏联共产党员。[115] 就在同一个时间,1938年8月,最后三名瑞典宣教士被驱逐出喀什噶尔。同时,“内地会”宣教机构(英国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办)驻乌鲁木齐的办事处也被驱逐。[116] 于是,三位英国宣教士和三位瑞典宣教士,在为塞尔维夫人的女儿安妮(Anne)施行洗礼后,一同离开喀什噶尔,进入印度。[117]

[118] 1938年冬天,瑞典宣教士们留下的钱物通过塞尔维夫人,帮助了当地一些基督徒家庭,尤其是孤儿寡母。这笔钱还帮助一些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转移到印度,其中包括那位有影响力的当地基督徒——约瑟夫·可汗的孩子。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塞尔维夫人成为许多基督徒的巨大鼓励,她的丈夫是塞尔维博士。1943年,塞尔维博士带着全家人转移到印度。

1939年春天,新疆盛世才政府下令,驱逐所有南疆的外国人出境,包括英国公民和英国籍的印度公民,理由是这些外国人参与了帝国主义的活动。[119] 这一年宣教士们接到来信,说瑞典教会在南疆的宣教办事处被军事人员占领。[120] 这期间,许多南疆的维吾尔族等突厥居民逃亡到印度。[121]

宣教士们撤离之后,开始在印度的新疆突厥难民中从事宣教工作;而那些留在新疆本地的基督徒们,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杀害。前面提到,那位南疆本地非常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约瑟夫·可汗,在1933年“穆斯林革命”中逃到印度,并在宣教士的支持下上学,成为一名大有影响力的牧师。当瑞典宣教士撤退到印度后,就与他一同工作。但是,约瑟夫的婚姻有严重的问题,前后两位妻子离开他。[122]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盛世才权衡利弊,决定投靠国民党政府。1942年4月12日,盛世才新疆政府公开反共反苏、亲国民党亲英美,并于1943年9月27日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民、陈潭秋和林基路处死。[123] 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弟弟。1943年,瑞典宣教机构接到在喀什噶尔的塞尔维夫人的来信,说苏联人全都被赶走了,当地自由多了,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躲着基督徒和西方人。[124]

五、南疆维吾尔族教会和基督徒的前后情况 [125]

瑞典宣教士所获得的成功,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是因为瑞典宣教士的方法得当,美好的爱心以及生活的榜样力量。另一方面是,最初几位放弃伊斯兰教并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维吾尔族人,他们在本民族中赢得了尊敬和赞誉,影响并带领许多亲朋接受新的信仰,从而很快形成了第一个维吾尔族本地教会,并迅速发展壮大。当时瑞典的宣教士有30多人,从1919-1939年期间,这个教会中信仰坚定的维吾尔族的成年人基督徒,增长到200多人,如果加上未成年人,约有500位会员。

维吾尔族青年阿里·阿康德(Ali Akhond),是喀什噶尔(汉语简称喀什)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几个人之一。他最早听到福音是在许多年前的一次大巴扎(集市)上,当时有一位荷兰的宣教士(本章前面提到的亨德里克神甫)在公开宣讲基督教信仰。当时阿里还很年轻,有一点让他感到惊讶和不解,因为那位宣教士说:“是的,我将永远不死。”1906年,那位荷兰神甫去世了,埋葬在俄罗斯人的墓地里。后来,阿里有一次参加瑞典宣教士的聚会,听到有人读《圣经·约翰福音》8:51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阿里感到震惊,开始阅读《音支勒》(即《圣经·新约》的福音书在维吾尔语中的名称)。此外,通过几年的时间,见证到瑞典宣教士的婚姻不愧为家庭生活的楷模,阿里最终成为了基督徒,勇敢地加入了被本民族所唾弃的“尔撒群体”(“尔撒”是“耶稣”的维吾尔语发音)。看到阿里在生活中的美好变化,他的妻子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阿里还成为当地有名的布道家,不仅在维吾尔族的教会中,还在巴扎中公开宣讲基督教信仰,尽管他有时候会面临反对甚至威胁。他具有演讲的天赋,因此吸引了许多穆斯林来教会听他讲道,每次数量总是超过聚会中的基督徒。

1928年,在喀什有一位26岁的小伙子,名叫优素福·热合南(Yusuf Ryekan),公开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什叶派毛拉(伊玛目,新疆当地称“阿訇”),从印度移居过来的。因为优素福是英国公民,所以喀什当地的逊尼派穆斯林不敢对他轻举妄动。接受洗礼后,优素福给自己起名为约翰,并参与瑞典宣教士在喀什的出版印刷工作。

瑞典宣教工作还有一项伟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孤儿院,由“男孩之家”和“女孩之家”两部分组成,内设学校。“男孩之家”在莎车县城5公里之外的一个村里,有20个男孩,由瑞典宣教士阿瑞利(Arell)先生负责管理。“女孩之家”在莎车县城,有25个女孩,由瑞典宣教士哲达·安德森(Gerda Andersson)小姐负责管理。这些孩子们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母离婚后再婚不要他们、甚至虐待他们。

这些孩子们在孤儿院里,受到良好的信仰、文化和科学知识教育;其中女孩们还接受出色的家政训练。这些女孩们成为喀什当地仅有的能够读书识字的维族女子,许多当地人纷纷前来提亲。当地的风俗是女孩12岁就可以结婚,但是安德森小姐给她们规定,15岁以下是不可以结婚的。在孤儿院中,也有一些男孩女孩彼此订婚。

男孩之家有一位少年名叫穆罕默德,足球踢得很好。他的妹妹夏娃,住在女孩之家。父母双亡,兄妹俩相依为命。他们非常聪明积极,在孤儿院的学校里表现出色。穆罕默德17岁那年,教会出现属灵的复兴,穆罕默德等几位年轻人来到瑞典宣教站要求洗礼,洗礼后穆罕默德改名为亚伯(Habil)。尽管年纪轻轻,由于学习优秀,亚伯成为教会学校中的助教。[126] 当时优素福也来到莎车,他和亚伯一起,带领一伙维族基督徒,满怀热情向同胞们传播基督教信仰,并且通过诚实、良善和纯洁的生活方式,等等基督徒的美德和生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1933年,来自和田的三兄弟带领维吾尔等突厥穆斯林们发起圣战,老二阿卜杜拉(Abdullah)自称艾米尔(Emir“王”意思),一路占领了几个重要地方,包括莎车县城在内。他们沿途杀死所有见到的汉族人,推翻汉族政府。由于圣战的宗旨是消灭异教徒,约300名维吾尔族基督徒被杀害,可怕而悲惨的遭遇也临到了孤儿院的孩子们。他们被叛军抓起来,与其他基督徒关在一起;女孩们受到凌辱,年龄大一些的被强迫嫁给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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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喀什噶尔的维吾尔基督徒在教堂门前;出自《南疆维族基督教会的故事——一段难以攀登的陡峭悬崖》汉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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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在莎车的女孩之家;图片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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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维吾尔族学生们和瑞典老师们在莎车的教会学校前;图片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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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莎车女儿之家”幸福快乐的女孩们;图片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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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维吾尔族基督徒亚伯和妹妹夏娃;图片来源同上)

夏娃也没有幸免,而且结婚后从丈夫那里染上梅毒(当时喀什噶尔地区大约一半的人口感染梅毒),导致孩子临产的时候死了。夏娃自己也几乎死掉,是安德森小姐勇敢地将她救了出来。不久,夏娃的丈夫在打完一次胜仗后,寄给夏娃一封信宣布离婚了。后来,汉族政府重新控制新疆局势,在各地开办女子学校,16岁的夏娃成为90个小学生的老师。夏娃工作非常努力,由于身体虚弱,加上过度劳累,不到20岁她就去世了。

[127] 面对可怕的逼迫,男孩们的表现是令人难忘的。亚伯知道危险已经临到了,他感到恐惧,但是却鼓励一位年纪较小的基督徒买买提说:“必须先有十字架,然后才有冠冕。”亚伯成为南疆教会的第一位殉道士。作为第一个被拉出来当众处死的基督徒,在被枪决前,亚伯跪在地上,抬头望着天,神态好像《圣经》中的那位殉道者司提反。在场的那些年幼的基督徒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刻。亚伯的脸上看不到恐惧,双眼如同闪亮的星星,仿佛看到天开了。开枪后,亚伯没有立刻死去,穆斯林叛军的头目(艾米尔)阿卜杜拉下令用刀把他砍死,并弃尸野外喂狗。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狗动过亚伯的尸体。一些穆斯林很惊奇,认为这一定是安拉的作为,就把尸体埋葬了。已经与亚伯订婚的女孩布热罕(Buwe Han),被阿卜杜拉·艾米尔抓去,被迫成为所谓的“王后”。

几年后,当汉族政府在盛世才的带领下恢复了新疆秩序,处决了许多穆斯林领袖,同时也逼迫基督徒,程度不次于阿卜杜拉·艾米尔。在喀什,所有的基督徒,不论是汉族的还是维吾尔族的,都被逮捕入狱。其中有些基督徒被处决,有的在拥挤的牢房里被折磨得疯了,还有的冻死或饿死。牢房里只能昼夜半蹲半站着,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去世,有时候一个早晨就抬出五、六具尸体。经过几年的囚禁,只有六个基督徒活着出来了。在许多殉道的基督徒中,包括那位维族布道家阿里·阿康德,以及喀什附近的汉城(疏勒)汉族学校的汉族校长刘老师。

还有一位基督徒小伙子,哈桑·阿康德(Hassan Akhond),是亚伯的一位朋友,也被盛世才政府逮捕关押。最初,有人听到他的牢房里,时常传出锁链声和唱圣歌的声音。后来几个晚上,声音越来越微弱,但是仍然能够听清,他在唱《被那永恒的爱所爱着》(Loved with Everlasting Love)那首圣歌。最后两个晚上,只能听到锁链的声音,之后就没有动静了。他被饿死了。

六、英国内地会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宣教情况和突出人物

英国宣教士戴德生(1832-1905)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很早就对新疆省制定了宣教计划,作为其总体规划“前进运动”的一部分。根据计划,男性宣教士首先进入,女性宣教士到达甘肃后,需要经过考核再去新疆。[128] 1876年,比瑞典宣教士要早16年,英国圣经公会兼皇家地理学会的兰斯德尔(Landsdell)博士和内地会的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和率先进入新疆,在全省范围考察、巡回发放和销售基督教读物。[129] 1905年,内地会差派胡敬洁先生(乔治·航特George. W. Hunter),在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了宣教站点。[130] 1914年,又差派英国人马尔昌(泊斯·马瑟Percy Mather)先生增援。[131] 内地会的三位女杰——英国宣教士盖群英(Mildred Alice Cable 02/21/1878-04/30/1952),冯贵石(Francesca Law French 1871/12/12—1960/08/02/)和冯贵珠(Evangeline Frances "Eva" French 1869-07/08/1960)两姐妹, 是到达新疆参与宣教的仅有的三位女士。[132] 其中,盖群英和冯贵石这两位学者,留下了记载这段珍贵宣教历史的大量著作。1932年11月,内地会派遣了六位英国宣教士(包括巴富羲医生)到达乌鲁木齐增援宣教工作,不久即逢战事爆发,兵临城下。1938年,内地会在新疆的宣教工作因政府的迫害全面停止。

1、乔治·航特先生的传奇

乔治·航特(汉族基督徒称其为胡敬洁牧师),被西方教会誉为“中国突厥斯坦的使徒”,[133] 1862年7月31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东北部靠海的钦卡丹郡(Kincardineshire),童年时代在迪塞德(Deeside)度过。[134] 年轻的时候,因自己深爱的女朋友病逝,航特决定献身于宣教事业。[135] 1889年,他被录取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并来到中国,首先在安徽省安庆市内地会的语言学校学习汉语。[136] 1891年,他被派遣到甘肃省会兰州市的宣教站。[137]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回国,1902年再次离开英国,返回兰州。[138] 1905年进入新疆省乌鲁木齐市宣教,[139] 1938年被盛世才政府逮捕入狱一年零一个月,释放后被遣送兰州。[140] 1946年12月20日在甘肃的康州(古代甘州,今张掖)离世。[141]

[142] 在兰州宣教站期间,乔治·航特就对当地尤其是甘肃省南部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他来中国之前没有想到的。他还到过青海省会西宁市,接触西藏人和喇嘛教。站在宁夏省遥望西北大地,航特先生对新疆神往不已。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下令各地政府处决外国人,但许多地方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丧失理智的命令,只会遭到报复,给国家带来灾难。于是,甘肃地方政府将这些宣教士保护起来,并送给他们旅费到安全的地方。航特借这个机会,回英国休息探亲。

[143] 1902年2月24日,航特再次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甘肃兰州。这一次,他不再甘心停留在兰州,毅然决定只身前往新疆宣教,因为“时间过得飞快,我焦急地要开始行动。”[144] 但是,当他到达甘肃敦煌城的时候,内地会驻甘肃的负责人发电报命令他返回。航特很不情愿地回来了,但是最终,“上帝为他开了恩慈的门”。航特又出发了,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目标是新疆。到达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他付了一点关税,标志着正式离开中国的内陆地区。穿越茫茫戈壁、旷野、沙漠,沿着丝绸之路,克服旅途的孤独、缺水、沙漠的海市蜃楼、强盗和小偷的危险,航特终于到达新疆的第一站——著名的绿洲哈密市(维语:Kumul库姆尔,或昆莫)。然后,经过吐鲁番盆地,穿越天山山口,于1906年3月27日到达“另外一个世界”——汉族人所称的迪化,突厥人和蒙古人所称的乌鲁木齐。航特受到首府官员的热情接待,还意外遇到一位美国的旅行家。

[145] 1906年6月,航特进行了第一次新疆境内的短期旅行,途中遇到两位汉族基督徒,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9月,航特再次从迪化出发,翻越天山后,他开始向南疆前进,目标是喀什噶尔。沿途经过许多城镇,看到汉族和突厥穆斯林(即维吾尔族,当时这个名称还没有恢复)都是分开居住,避免冲突。航特沿途在各地的巴扎中,向穆斯林发放阿拉伯语的福音书,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对基督教有兴趣,大多数人只考虑物质生活和宗教仪式。航特还对天山以南地区美丽富饶的自然景观感到惊奇。这里盛产谷物粮食、水果和蔬菜,到处是森林、灌木丛林、草原、河流和湖泊,大群的野畜游动,还有沙漠和盆地。途经阿克苏,到达Yandama的时候,接到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乔治·麦卡尼(George Macartney)将军的盛情邀请信,让他前往喀什噶尔作客。1907年1月12日,离开迪化整整三个月后,航特终于抵达南疆重镇喀什噶尔(汉语简称喀什)。

[146] 航特在喀什快乐舒适地住了九个星期。他白天有时前往巴扎发放福音书,并有大量的时间与瑞典宣教士们愉快地相处。他每天早晨跟一位当地的毛拉学习维吾尔语,晚上再由一位瑞典宣教士帮助他补习维吾尔语。当时,上海即将召开宣教大会,内地会敦促航特去参加会议。航特立刻启程,向西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苏联境内,然后乘坐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过艰难的旅程,终于抵达上海,没有耽误1907年4月25日的大会开幕式。令人遗憾的是,大会并没有向航特咨询新疆的宣教情况。大会于5月7日闭幕,航特于5月21日离开上海,前往兰州,再次穿越危险而艰难的茫茫戈壁,毅然返回令他思念不已的新疆。

[147] 接下来的几年里,航特的工作重点是熟悉新疆和各个民族。北疆地区他向西到过玛纳斯,向东到过奇台,还有南疆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地。许多旅程都充满自然界的危险和强盗的威胁。1911-1912年,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新疆的政局也受到影响,尤其是喀什,出现暴动,屠杀了当地的一些清朝汉族官员。阿克苏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当时航特正好在喀什,接到一封在莎车的瑞典宣教士的信,邀请他前往参与面向汉族的宣教工作。在莎车期间,他继续学习维吾尔语,并在星期天用汉语布道。1911年9月,航特离开喀什,返回乌鲁木齐。一路上边走边传福音、布道、销售福音书和基督教小册子。人们普遍比较友善,但是毛拉(或阿訇,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对航特的态度粗暴。在库尔勒,他见到一位通晓福音书的回族,好像是一位秘密的基督徒。

在新疆的最初十年里,航特独自经历了难言的孤独。迪化没有第二个西方人与他作伴,也没有当地人能够成为他的朋友。航特的性格倔强,不擅与人相处,在内地会是出了名的。但是,对上帝的忠诚和宣教的强烈使命感,让他克服了种种艰难。

[148] 1914年,一位来自英国兰卡郡(Lancashire)弗里特武德县(Fleetwood)的宣教士,毅然决定前往新疆,加入航特的宣教事业。这位年轻人名叫泊斯·马瑟(Percy Mather汉族基督徒称之为马尔昌牧师),是内地会派到安徽省的宣教士。他通过一些宣教报道,了解到航特和新疆的宣教情况,就写信给航特,表达自己加盟的想法。航特回信给马瑟,警告他不要把新疆的宣教想得太浪漫,要做好吃苦、牺牲的准备,还要长期保持独身,因为这里没有一位说英语的西方单身妇女。通过谨慎的思考和祷告,马瑟认定这是来自上帝的呼召,义无反顾地决定并前往新疆宣教。从此,两人成为出色的宣教搭档,真挚的朋友,一同度过了无数漫长的宣教旅程,同甘共苦。

[149] 航特同时也是一位学者,是真正的新疆专家。当时一些世界知名的研究新疆的学者,曾经鸣谢过航特的帮助。经过艰难的语言学习,航特终于开始翻译一些福音书和信仰小册子,只是还离不开当地穆斯林毛拉的翻译和书写。有一次,航特无意中在一个巴扎里,从一位当地人手里,换到了一本从前一位俄罗斯人翻译的哈萨克语福音书(采用俄语字母),如获至宝,因此大大增加了翻译进程。到了漫长的冬天,航特和马瑟两人以及当地的翻译助手,夜以继日地翻译、印刷。到了春天,路上干燥以后,他们就带上一位当地的助手,骑着马,拉着车,开始漫长的宣教旅程。

在旅途中,他们饱览了美丽富饶的南北疆自然风光,也经历了各样的危险。几乎每次长途出行,都要穿越许多汹涌的河流,经过许多牲畜和人丧生的戈壁,躲避凶猛的野兽,忍受成群的凶猛蚊子和叮咬牛马的飞虫,还要翻越天山,有时会遇见盗贼。除了南疆地区,他们还到达过北疆的边境城市,最北部的阿勒泰和最西边的伊犁(呼勒佳,伊宁)。沿途遇到突厥人(即‘维吾尔人’,这个名称1934年才恢复)、汉族人、哈萨克人、西藏喇嘛、塔塔尔人、蒙古人、满族人(航特在伊犁见到的锡伯族,是清朝满族军队的后裔),还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而从俄罗斯逃出来的忠于沙皇的散兵游勇。他们向遇到的这些民族宣讲福音,并散发不同语种的福音书等印刷品,或送或卖,或者是用来交换当地人的物品。伦敦的圣经印刷中心是他们坚实的后盾,提供源源不断的印刷品。

[150] 航特对新疆的各民族都有宣教的热情。他曾经在呼勒佳和更北面的塔城拜访过俄罗斯人的浸礼派教会。在呼勒佳有大约200个俄罗斯家庭,组成一个严谨的基督徒社区,他们曾经受到过苏联赤色政权的严厉逼迫。航特十分欣赏他们的信仰和热情,并认为他们需要成熟的教导和属灵帮助,以便能够发展以《新约·圣经》为原则的教会。在这两个地方,有大约5千名信奉新教的俄罗斯人,让航特非常惦记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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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乔治·航特,即胡敬洁,在乌鲁木齐,出自Mildred Cable和Francesca French的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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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乔治·航特,即胡敬洁,和他的仆人尼米格尔Nimgir;图片来源同上)

[151] 福音工作进行得缓慢。1908年,航特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到有两个人受洗。教会的人数开始增加,有些是从中国内陆迁移过来的基督徒。在多年的宣教旅程中,航特有几次遇到山西省席胜魔牧师[152] 教会系统的汉族基督徒,甚至还遇到一位认识戴德生牧师的汉族基督徒。马瑟还对航特所建立的教会领导层进行了改革,增加了教会的活力。1928年,三位英国内地会的女宣教士盖群英、冯贵石、冯贵珠来到乌鲁木齐,停留一个冬天,帮助发展了教会的妇女工作。她们在教会中传讲福音,吸引了大约300多位妇女听众。马瑟在一封家信中说,他高兴地看到,星期天礼拜的时候,教堂里女性席位终于坐满,与男性坐的另一边席位显得对称了(注:参加聚会人数不少,但实际接受信仰和信仰牢固的并不多)。

2、三位女杰:盖群英、冯贵石、冯贵珠

在《度过玉门关,穿越中亚》(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这本宣教游记中,麦尔德里德·科宝(盖群英)和弗兰西斯卡·法兰奇(冯贵石)两位女宣教士学者,详细精确地记载了她们与伊婉哲琳·法兰奇(冯贵珠)一同前往新疆的旅程、沿途的风土人情(主要是饥饿、死亡、鸦片、乞讨、卖儿卖女、社会秩序混乱的悲惨情况),以及沿线大量的宣教状况。

[153] 三位女宣教士曾经在山西省霍州从事宣教工作长达21年,与当地席胜魔牧师所创立的教会也有合作。受到内地会的调遣,三人于1923年6月11日离开霍州,前往新疆。途经河南省、西安市,经过甘肃省平凉城,在那里见到了瑞典宣教士陶恩瓦尔(Tornvall)夫妇,参观了他们的教会和医院。从平凉出发,翻越九千英尺高的六盘山,穿过1921年1月大地震的区域,看到地表严重变形,山岭移位,人烟罕见。到达黄河边上的甘肃省兰州城,小住了三个星期,参观了内地会的宣教站及其创办管理的保登(Borden)医院和男生学校。1927年5月,这里曾经接待过她们的宣教士乔治·金(George King)博士在沿黄河滩旅行的时候,不幸被淹死。离开兰州前往凉州城(今武威),途中在平凡城(音译)遇到一位部落女首领,邀请她们前往莲城(今地名不祥)作客并教导她的人民。在那里,她们惊奇地见到当地人的皮肤颜色发红、褐色的眼睛、棕色或黄色的头发(笔者:应该是月氏人的后代,参看本书第一章)。法国著名的宣教士旅行家阿比·胡客(Abbé Huc 1813 – 1860)在其游记中,描述过这些人与当地中国人截然不同的长相特征。这位女首领表示,宣教士们关于罪的救赎的教义是正确的,她的儿子正在读《圣经·新约》,宣教士们临走前她又索要了一些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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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乔治·航特时期的兰州城,在黄河边上;图片来源同上)

[154] 凉州是内地会在前往新疆路线上的最后一个宣教站点。三人离开凉州,经永昌,遇到康州教会派来的牧师妻子和一位教会执事前来迎接,一同抵达康州(今张掖),旅途共六天。在这里,她们见到了那位汉族宣教士高牧师,36岁,教会的负责人,还是一位医生,五年前(1918年)就来到这里从事教会工作。三位女士受到热情的接待,并参观了他们的教会。

高牧师是河南人,因为家庭贫穷而被迫辍学,16岁那年成为基督徒,父母都不信主。失学后他靠卖花生挣钱,生活没有希望。由于他和基督徒接触很多,知道上帝会垂听人的祷告。有一次,他尝试性地祈祷上帝,希望给他的生活一次机会。没有多久,他就接到了一封信,招聘他到一家宣教士医院工作和学习,最后他在那里获得了西医学位。在事业和生活都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心灵深处响起上帝声音的呼召,让他离开河南,去遥远的甘肃省从事宣教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27岁那年,他带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向西北出发了。他先是在兰州的教会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继续向西北独自迁移,边走边传福音。最后当他一进入康州城门,那个曾经呼召他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这就是我差派你的地方。”从此,高医生一家就在这里定居了。(笔者:康州,今张掖,就是古代的甘州,在中国西汉末期还是高加索—印欧人—月氏人的居住点;唐朝时期成为部分西迁维吾尔人——即甘州回鹘定居的城市;宋朝时期被高加索—印欧民族的西夏唐古特人占领)

[155]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描述康州的神像比人还要多。的确如此,这是一个寺庙林立的城市。开始的时候,当地的人们都排斥高医生,因为他到处传讲福音,甚至没有人愿意给他租房子。最初,只有一座佛教的寺庙接受他们全家居住,因为里面的和尚喜欢有人可以谈话。后来,当地的人们被高医生的医术所折服,并且看到他这样高贵社会身份的人,却自愿忍受艰苦,并乐意帮助和服务于贫穷的人们,就非常尊敬他。最初传福音的时候,只有那些从河南来打工的年轻人围在他的周围,并且相信他所传讲的就是“上帝救赎的大能”。第一位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是一位妇女,她常常去庙里听高医生讲道。很快,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参加星期天的聚会。

当三位英国女士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康州教会的管理团体(包括一个财务小组)已经建立起来了。此外,还建立了一个《圣经》培训学校。应高医生的挽留,三位女宣教士决定在康州教会停留一个夏天,负责圣经教导和培训工作。然而,这一停就是三年,前后有523位学生参加过她们的圣经培训班。其间,她们还到周围的一些地方宣教,向穆斯林、蒙古人、突厥人(笔者:主要是维吾尔人)、西藏人(包括喇嘛)传讲福音。她们还与高医生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农村扶贫(黑河流域的黑城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办《圣经》培训班。在一次农村培训班结束的时候,教会在康州城北门外的河里,一次就为50位男女施行洗礼。

[156] 终于告别了康州的弟兄姐妹,三位女宣教士又继续西行。经过高台,到达酒泉。酒泉就是古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镇之一:肃州,但是毁于1862年的穆斯林暴动,新城市才刚建好没有几年,禁止任何穆斯林进入。高医生在这里的一位朋友是社会名流,帮助她们找到了合适的住处。她们以这里为基地,建立了教会,有许多人参加星期天的礼拜,并向周围的地区传讲福音,足迹至嘉峪关、玉门、敦煌,等地。1925年冬天,冯玉祥将军控制了西北地区。1926年2月17日,高医生在酒泉与三位宣教士一同工作时,遭到诬告被政府逮捕,被关进监狱饱受折磨。6月1日被押送兰州审讯,几个月后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高医生被冯玉祥将军任命为医务长官,负责军医院中的红十字医疗救护工作。高医生无法抗命,无奈先回到酒泉,辞别了三位宣教士,便在卫兵的护送下,策马赶赴兰州上任去了。好在这时候,在高医生的安排下,酒泉教会的几位负责人,已经将教会管理得更加牢固了。此时,三位女士决定回英国休假,计划取道新疆进入西伯利亚,乘铁路返回欧洲。尽管知道前途充满危险,但能够穿越中亚是她们的旅行梦想。

[157] 6月11日启程,在几位男学生的护送下,一路西行,风餐露宿。穿越嘉峪关长城的最西端,度过玉门关,直奔安西。离开甘肃的最后一个小城北门,下一站就是新疆的哈密。离哈密不到20公里的时候,遇到前来迎接她们的内地会驻乌鲁木齐的航特先生,惊喜万分。她们来到哈密(突厥语称为“库姆尔”Kumul,古代汉语中的昆莫、伊吾卢、伊洲)这座古城,这块新疆东部的美丽绿洲,尽情欣赏着眼前富饶的自然资源和截然不同的西域人文风情。离开哈密,经过一个小城名叫大石头。在这里遇到一些每个星期天都坚持聚会崇拜的汉族基督徒,负责的两位弟兄是30年前来到这里的,老家是山西,当年听到席胜魔牧师讲道而成为基督徒。翻越天山,经奇台,过古城,夜宿吉木萨尔城(意思是“永恒之信的城”)。到达三台,看到原来的旧城毁于1862-1877年回族穆斯林暴动的屠城(1862年甘肃回民的暴动,引发新疆境内的回民和维吾尔穆斯林暴动,屠杀汉族平民,试图推翻清朝中国地方政府)。经过富康和古木提,乌鲁木齐就在眼前。在离这个中国突厥斯坦的首府5英里的地方,航特的宣教搭档马瑟先生前来迎接,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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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乌鲁木齐市的红山,旅行家欧文·拉提莫先生摄于1930年,出自Justin Jon Rudelson的《绿洲身份》)

[158]“乌鲁木齐”是蒙古语,是由准噶尔盆地南部的维吾尔族人曾经建立的一个王国的首都(笔者:这是不精确的描述。根据第一章可知,西迁回鹘最初集中在北庭,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后击退吐蕃西藏人而占领高昌,今吐鲁番附近;被蒙古帝国征服后,东西维吾尔王国合并,首都设在别失八里,即吉木萨尔);汉族人称之为“迪化”,或者俗称“红庙子”(因城外红山顶上的红亭子得名)。地处战略要地,也是四大贸易通道的交汇处,乌鲁木齐向东通往哈密—甘肃,向西至伊犁—俄罗斯,向北至蒙古,向南到和田—喀什,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1865年穆斯林暴动(笔者注:阿古柏率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军队),在迪化及其附近屠杀了大约13万汉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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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乔治·航特时期:乌鲁木齐城外的温泉;出自Mildred Cable和Francesca French的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三位女宣教士在逗留期间,新疆都督杨增新热情接见了她们。在杨增新执政期间,在中国内陆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新疆的局势却能够保持稳定。逗留了几个星期,她们与马瑟一起动身,在航特的护送下,抵达700英里之外的察古查克(Chuguchak今塔城),进入苏联境内,航特这才返回乌鲁木齐。四人辗转反侧,到达莫斯科,然后乘坐火车。最后,三位女士在离开甘肃省酒泉6个月后,于1926年10月12日抵达伦敦,结束了自离开山西省霍州开始,长达3年零4个月的宣教旅程。

[159] 1931年,航特先生前往上海治疗身体。时逢“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初,身上的病刚刚治好,航特就要急着返回新疆。但是由于爆发了日军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抗战,航特的行程被耽搁。三月份,由于美国的干涉,中日双方停止战事,并一直维持到1937年。等到航特先生可以启程的时候,内地会已经决定增援新疆的宣教工作,派遣六位刚从英国过来的年轻小伙子,跟随航特一同前往新疆。听到这个消息,在乌鲁木齐的马瑟认为新疆政局不稳,一下子增派这么多人,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尽管他发出电报警告这样的做法,但他们还是出发了。这六位年轻的宣教志愿者当中,有一位医生名叫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医生(Dr. Emil Fischbacher),中文名字巴富羲。

3、巴富羲医生的故事 [160]

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先生,来华后中文名字巴富羲,1903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在十个子女中排名第六,是第四个男孩,父母都是基督徒。1926年他获得医师资格,却毅然决定放弃从医的优厚职业,并在上帝的引领下,受到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中一篇文章的感动,报名参加内地会的在华宣教工作。

作为内地会“两百人宣教招募运动”的志愿者,费西尔巴凯于1931年的最后一天启程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一行六位志愿者乘坐的“那尔德拉”(Naldera)号轮船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日本入侵上海与中方激烈交战。长时间滞留海上之后,他们终于登陆进入上海。在战火纷飞的上海停留了两周就离开,乘船从长江口逆行大约400英里,沿途看到战火废墟和洪水的灾情,不仅联想起《圣经·旧约》的先知尼希米,在那动乱的年代追随上帝的旨意。六位绅士(包括三位医生)到达安徽安庆市内地会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两个月,全校学员有68人。

在语言学校里,巴富羲接触到内地会的主任何思德先生(Mr. Hoste)。三月份,在一次分配宣教区域的约谈中,巴富羲得知自己将被派遣到新疆宣教。很快,奔赴新疆的六人团队组建起来,包括两名澳大利亚人,两名英国人,一名原籍德国的美国人,和来自苏格兰的巴富羲。一周后,他接到上海内地会总部的航空邮件,正式通知他前往新疆宣教,同时安排他火速赶往上海,与在山西宣教的姐姐巴若兰(Elizabeth Fischbacher)相见。内地会特地安排这个会面,是因为知道巴富羲一旦去了新疆,可能许多年都不会回来。在上海,姐弟俩相处的三个星期令人难忘。姐姐惊奇地看到弟弟的信仰生命竟然如此成熟。她在一封信中是这样写道的:

“我弟弟心中对上帝十分渴慕,上帝的爱征服了他……当他清楚去新疆是来自天上的呼召后,曾经这样写道:‘这是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接受差遣去新疆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乐意遵行他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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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即巴富羲医生,出自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等待四个月后,终于启程前往新疆。去新疆有三条路线:一是陕西省—甘肃省这条线,是航特、马瑟和三位女杰所走过的,虽然慢却安全,但时逢战事被封锁(1931-1933年甘肃回族穆斯林在马仲英的带领下暴动,攻占东疆许多地方)。第二条是绕道西伯利亚,虽然路程要更远,但是途中大部分可以坐火车,然后从北疆的塔城进入。第三条是那些瑞典宣教士常走的,从印度北部穿越山脉进入南疆的喀什,这条路线危险且可以通行的季节很短。出于对宗教的憎恨情结,苏联共产主义当局拒绝了他们走西伯利亚路线的签证申请。

最后,这帮年轻的宣教士决定开创一条通向新疆的新路线,驾驶汽车取道内蒙古进入新疆。巴富羲因为有丰富的汽车知识和技能,被指定采购汽车等所需设备。在外人看来,这条路线要经过的沙漠实在危险,简直就是去送死。但是,对于宣教士们来说,冒险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令人鼓舞的是,这支团队中有三个人会开车,还有一位工程师和木匠。更令人高兴的是,带队的是已经在新疆宣教25年的、旅行经验丰富的老宣教士——航特先生。

他们在天津购买了两部中美合营公司的一吨半汽车,四排档,质量一流。除此之外,还准备了大量的食品、汽油,等物品辎重。整个团队有七位宣教士(包括航特先生),外加一名向导。宣教士分别是:负责“军需”的石爱乐(Otto Schoerner),管理加热和照明的朱佩儒(Drew),汽油、水和轮胎的供应是柏爱生(Parsons),赵立德(Joyce)负责行李打包,何志仁(Holmes)是总工程师。巴富羲和何志仁去天津接车,开回北京,十分惬意。9月8日,全体成员和两部汽车乘坐货运火车,前往张家口。获得驾照和行驶证后,于9月13日驾车顺利通过张家口关卡,从内蒙古正式踏上前往新疆的旅程。道路极其难走,第一天只前进了54英里。

第二天下午,经过一个蒙古小定居点罕特因—苏木(Hattin Sumu),这是瑞典宣教士们工作的地方,因此有一位蒙古牧师和一些学校的孩子们,接待了这支宣教团队。傍晚,他们到达了一个西方探险队营地,意外地见到了航特牧师在乌鲁木齐就认识的美国旅行家拉提莫(Lattimore)夫妇。蒙古境内的路况不仅糟糕,还充满危险,穿越戈壁、沙漠和干旱的河床,汽车时速只能保持在15-20英里,耗油量远远高于最初的估计。一路上汽车多次陷进沙子、淤泥,多次抛锚,常常需要修车,甚至是拆掉大修。同时,他们也看到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迷人的晨曦,壮丽的山川和河流,彩色的沙漠,还有海市蜃楼。旅途中证明,戈壁滩是最好驾驶的安全地带。

他们的蒙古人向导萨拉特(Cerat)先生能力非凡,头脑灵活,驾车技术精湛,给整个团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途中,他们受到中国和瑞典联合探险大本营的热烈款待,并认识了探险队负责人奥纳(Horner)博士。奥纳博士还为他们供给了珍贵的50加仑汽油,后来证明,这是能够让他们开到新疆哈密的保障。在营地休息了几天,住在舒适的蒙古包中,如同在家中一样。

告别了奥纳博士,继续西行。为了渡过纳林河,他们将汽车的零件几乎全部拆掉,让七只骆驼拉过河去,然后再重新组装好。10月14日,进入新疆境内,天气骤然寒冷起来。夜宿明水城的时候,气温竟然降至摄氏零下10度,以至于第二天要加热汽车的水缸才能发动。终于抵达东疆的大城市哈密的时候,每辆汽车只剩下10加仑汽油!巴富羲感叹说:“主是供应之源,超过我们梦寐以求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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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图中遇险几乎翻车入河 出自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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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宣教团队在途中:包括领队的航特(胡敬洁)先生和蒙古人向导萨拉特先生在内,共计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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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上图:六位年轻的宣教士在乔治·航特,即胡敬洁的带领下;

下两图:艰难的旅程;出自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在哈密,他们住在航特和那三位宣教女杰曾经住过的客栈,受到热情慷慨的款待。当时马仲英的回族穆斯林军队正在哈密,被新疆政府派来的俄罗斯归化军包围封锁(俄罗斯归化军,就是苏联共产主义革命后,逃亡到新疆并归顺中国政府的前俄罗斯忠于沙皇的军队)。两军对阵,情况十分危险,巴富羲他们竟然没事一样顺利通过。到达奇台后,停留了六天。最后的130英里路况极佳,只用了6个小时。1932年11月9日中午,经过57天的旅程,终于抵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马瑟(马尔昌)先生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晚餐后,他们一同唱圣歌并祈祷,诉说旅途的见证,并由马瑟朗读了《诗篇》第118篇。

巴富羲在信中还提到,在乌鲁木齐市的短短几个月里,他和马尔昌先生意气相投。他说,马尔昌时年46岁,来新疆已经20年了,但看起来甚至比自己还年轻。乌市有一些外国人会说英语。其中,科尔克嘎德(Kierkegaard)先生来自丹麦,妻子是挪威人,他是新疆邮电局的局长,能说流利地道的英语。还有一些外国人,大多是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在书信中,巴富羲表达了自己对胡敬洁和马尔昌的敬佩之情,提到这两人合编过一本满文字典,以及将《天路历程》译成了维吾尔语。在两位宣教士的牧养下,教堂里每个星期天都坐满了人,包括哈萨克人、突厥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汉族,到了后来,只剩下汉族基督徒的礼拜聚会(笔者:可能是因为回族和维吾尔穆斯林暴动而导致的现象)。他认为,这些基督徒不仅要来参加礼拜,还应该在别人面前公开自己的信仰,这对于有穆斯林背景的民族,是不容易的。此外,巴富羲还为乌鲁木齐的落后状况感到痛心: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排水系统,环境卫生恶劣,每年都有许多人因为感染伤寒、痢疾、猩红热等病而死亡。最初,新疆政府怀疑这六位年轻的宣教士是来从事间谍工作,曾经对他们进行监视。[161]

然而,这支年轻的宣教团队抵达乌市没有多久,新疆的政局就迅速恶化。主要原因是,新疆主席杨增新被刺杀后,由内务部长金树仁接替,但是金树仁执政不利,导致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联合暴动。根据三位女宣教士的游记也可以得知,杨增新有能力和头脑,对教育感兴趣,尽管其统治严格。[162] 航特也认为,在杨增新的统治期间,新疆相当和平稳定,但继任者金树仁却是软弱平庸之辈,还吸食鸦片,没有能力控制违法乱纪的现象。[163] 尽管马仲英的部队于1932年在俄罗斯归化军的包围封锁下,撤出哈密并退回甘肃,但是1932年底,新疆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地的维吾尔穆斯林都开始暴动。1933年初1月,也就是巴富羲他们到达2个月后,各路维吾尔族和回族穆斯林叛军联合集结,直逼首府。

1月29日星期天上午,乌鲁木齐市内教会的基督徒们正在举行礼拜,穆斯林叛军突然抵达攻城,全市一片恐慌。(笔者:根据本章前面的介绍,1932年8月甘肃回民马仲英的叛军二次犯疆,兵分两路,南路由回族和合加·尼牙孜的维族穆斯林军队,联合攻打占领鄯善和吐鲁番;东路由回族和维族联军占领哈密,1933年初包围攻打迪化;次年2月苏联红军出兵才击退回维联军,解迪化之围)。当时市区内有七万人口,基本上都是汉族人,而围城的穆斯林军队有数万人。好在俄罗斯归化军先遣队已经在1月17日进入乌市,奉命保卫首府。2月21日星期二,归化军与穆斯林暴动军队在城外展开激战,击退了穆斯林军队,同时根据总督(金树仁)的命令,将郊外的穆斯林(笔者:应该主要是维吾尔族)居住区夷为平地,屠杀男女老幼的穆斯林平民,掠夺财物。3月中旬,更多的归化军从阿勒泰等地调到迪化,他们带着3千头骆驼,满载从各地掠夺的财物。与此同时,还有几千名中国东北军赶到,他们是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时战败后,绕道从西伯利亚来到新疆的正规军队,战斗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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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当时乌鲁木齐市的一条街道,出自Mildred Cable和Francesca French的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不知道什么原因,金树仁又得罪了俄罗斯归化军。4月12日,归化军与穆斯林军队达成协议,发动军变,要取金树仁首级(参看本章第四部分:金树仁当日即电告南京辞职;1930年被南京政府派到新疆负责剿灭马仲英暴动的盛世才,被任命接替金树仁的职务,正式统管新疆)。金携家眷成功脱逃,从塔城进入苏联,绕道回到中国内地。

4、茫茫戈壁滩,你何时才能涌出江河!

1933-1938这五年期间,是内地会(和瑞典圣宣会)在新疆宣教史剧终的阶段。

[164] 1933年春天,维吾尔族和回族的穆斯林暴动联军围城,长达六周的乌鲁木齐保卫战造成数千人死亡,以及大量的伤员,仅重伤员就数以百计。这座城市连一所正规的医院都没有。巴富羲很快就投入了伤员和被遗弃伤兵的救助任务。他是唯一能够挑大梁的医生,另外只有一位中国医生和年迈的俄罗斯医生作为助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三座临时战地医院建立起来,收纳伤员400多人。其中一所医院是巴富羲组建的,接受伤势最重的125人。巴富羲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无休止地动手术治疗枪伤和刀伤。没有一位政府官员来过医院,政府也不支付中国医护人员的工资,导致他们罢工离开,迫使剩下的外国工作人员更加超负荷地工作。政府对战地医院几乎没有什么援助。

[165] 此时,作为宣教站的总务长马尔昌,担子也相当沉重。他除了繁忙的医疗救助,还要操心宣教士们吃饭的事情,靠着个人的关系,只有他才能买到足够的食品。此外,他还要为巴富羲医生担任翻译。在争分夺秒的工作中,由于疲劳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马尔昌从伤员那里染上了(斑疹)伤寒。当航特先生得知自己的老同事马尔昌无法康复的时候,放声大哭。与此同时,巴富羲也感染上了伤寒,但是他还在工作。1933年5月6日,一直坚持写家信的他给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近日我已毫无雄心壮志,甚至连给你们写信的意识都消失了。最近三天,我再也无法奋斗,连写信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5月8日,马尔昌高烧卧床。三天后,巴富羲也病倒了。尽管年迈的航特和另外一位年轻宣教士,围着两张病床竭尽全力地悉心照料,用尽人间一切爱的方式,但是,马尔昌先生还是于1933年5月24日离世。三天后,巴富羲先生也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在来华宣教仅仅16个月,到新疆不足7个月,献出了自己年轻而有才华的生命。两人都被安葬在城东的一处山地上。

[166] 年仅29岁的巴富羲离世的消息传回英国,人们感到震惊和悲哀,同时也深表惋惜。才华横溢,前途无量,放弃优越的事业和生活,而作为宣教士,出师未捷,便命丧异国他乡。内地会《亿万华民》的主编海恩波先生(Marshall Broomhall),对此引用《马可福音》14:3-9中的内容作为比喻。在伯大尼,有一个女人打破一瓶极其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场就有几个人不高兴,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耶稣却回答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同样,当人们禁不住这样惋惜巴富羲为那些无名的异国伤病员们所献出的宝贵生命,耶稣基督也会这样回答:“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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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3-25 马尔昌之墓 右图3-26 巴富羲之墓;

照片提供者:Philip Fischbacher巴富羲的侄孙)

这样,两位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宣教士和绅士,完成了在这个世界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归回天家。对于活着的宣教士们来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根据本章前面的内容可知,当时新疆的盛世才政府因为错误估计国际形势,选择亲苏亲共,开始排斥西方人,逼迫基督徒。1935年之后,邀请大批的苏联人进入新疆,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工作。1933年11月—1937年9月,苏联红军应盛世才的邀请,三次出兵新疆,彻底平定了马仲英的回族和尼牙孜的维族穆斯林暴动。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因为盛世才政府决定全面禁止宣教工作,被内地会派到乌鲁木齐增援的来自美国的海沃德(Hayward)夫妇宣教士,在乌鲁木齐没有住多久就被迫离开了。[167]

[168] 航特先生很快就恢复了宣教旅程。这时候,新疆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迅速恶化: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宣教士们的信件被审查,住房被搜查,生活被监视,官员们对他们的态度恶劣,甚至限制他们的活动自由。1938年,政府下令所有宣教士离开新疆,年轻的宣教士们被迫走了。但是,航特坚决不走,他不认为政府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可以赶他走。有一天,秘密警察破门而入,将航特逮捕关进牢房。两名苏联内务部警察负责审讯他,指控他是间谍,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包括强灯光照射、不要睡觉、饥饿,甚至注射药物,等等。航特坚持回答说:“我不是间谍,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只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的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神甫,也饱受折磨。关押十三个月后,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变化(苏共红军节节败退,盛世才决定放弃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和英美),新疆政府将作为英国公民的航特释放。但是,令航特痛心的是,他要求回宣教站家中收拾自己那些珍贵书籍,这一小小的要求也被拒绝。他直接被押送到飞机场,坐上飞往甘肃省府兰州的飞机,离开了新疆。

[169] 苏联内务警察以残酷的审讯方式而臭名昭著,他们所审讯的嫌疑人,常常会哀求承认自己犯了死罪。航特虽然坚持到底没有认罪和屈服,但他的心理却在折磨的过程中崩溃了。释放出狱后,他在甘肃省的一些场合谈到自己被监禁的时候,都要压低声音,并向四周看看,总觉得会有间谍在监视他。航特还告诉别人背诵《圣经》经文的好处,因为在监狱里没有《圣经》,只能靠记忆中上帝的话语来支持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到了兰州,他保持艰苦的生活方式,并到巴扎上传福音,出售《圣经》等读物,还参与当地宣教士们的祷告会和《圣经》学习。他始终惦记着在伊犁和塔城遇到的那些俄罗斯浸礼派教会信徒,并为他们准备了许多俄语圣歌集,希望将来回新疆时给他们带去。[170]

[171] 后来,航特从兰州移居到康州(张掖),受到那里的汉族教会的热情接待(即高医生所建立的教会),生病的时候有他们照料。这里离新疆更近一些,航特先生望眼欲穿,期待有一天能够重返乌鲁木齐那令他思念的家中。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那位忠实的佣人闻讯来到他身边,尽心照顾他,给航特带来极大的安慰。这位佣人是康州人,曾经护送三位内地会女杰到乌鲁木齐。后来他也因航特受到牵连,在乌鲁木齐被逮捕入狱几年;释放后他还到航特在乌鲁木齐的家中看过。航特再也没有回到新疆,1946年12月20日,他在张掖离世,时年84岁。

内地会在新疆的宣教事业以悲剧而告终。

当马尔昌(帕斯·马瑟)先生得到上帝呼召,离开安徽省到达新疆与航特并肩工作后,他说:“真的是上帝把我从安徽抽调出来的!上帝只做奇妙的事情。”[172]

巴富羲刚去世,姐姐就收到他在2月5日写的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旧约·以赛亚书》43章中,关于上帝要做的新事,是一个永不失效的现实应许。这是多么奇妙啊!” [173]

航特曾经这样写道:“黑暗的势力在新疆弥漫,我们始终都意识到,这一可怕的力量,在集结抵挡我们。”[174]

1907年5月,航特参加完上海的宣教大会返回新疆,第二次跨越危险的戈壁滩,途中曾作诗一首——《茫茫戈壁滩》。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为了他名的缘故忍受一些艰辛,牢记他最后的命令进行突破;

去吧,遍传福音,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175]

(For His name’s sake some hardship bear, to break His last command beware; Go preach the Gospel everywhere, e’en in the wild, wild G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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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茫茫戈壁滩的冬天;出自Mildred Cable和Francesca French的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七、宣教进行曲第一乐章结束

1939年,从南疆撤到印度的瑞典宣教士们在工作的同时,表达了返回新疆工作的决心。他们认为,“宣教委员会应该专门留出几年的时间,看是否有机会让曾经在东突厥斯坦工作过的宣教士们返回去。”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选择在印度的边境地区工作,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方便返回新疆。

[176] 此时,瑞典宣教士们仍然在印度继续进行着一项重要的工作:喀什噶尔维吾尔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在新疆的时候,在最初《圣经》维吾尔语版本翻译的基础上,瑞典宣教协会委任通晓希伯来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的两位在喀什的瑞典宣教士:古斯陶·阿尔伯特(Gustav Ahlbert)和奥斯卡·赫曼森(Oskar Hermansson),共同承担翻译整本圣经的工作。1938年,在两次大迫害的间隙,已经在莎车被判死刑的奥斯卡·赫曼森成功逃离,历经风险,将整本《圣经·新约》译本带到印度。前面提到过,最后三名瑞典宣教士是1938年8月撤离进入印度的,其中就包括另外一名圣经译者古斯陶·阿尔伯特。1943年,阿尔伯特去世。此后,在语言造诣相当深厚的维吾尔族基督徒那耳·路加博士(Nur Luke)的大力帮助下,赫曼森继续翻译圣经的工作。1946年,在赫曼森的监督下,圣经公会出版印刷了整本维吾尔语圣经(采用喀什噶尔书面语言,瑞典宣教士称为东突厥语《圣经》)。鉴于无法回到新疆,瑞典宣教士们希望这些《圣经》,能够通过汉族基督徒们在新疆境内发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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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3-28 右图3-29 瑞典宣教团体翻译的喀什噶尔—维吾尔语《圣经》,

1950年开罗出版)

[178] 1943年,在印度滞留的瑞典宣教士们接到来自新疆的信,告诉他们新疆的旗帜已经由“红五星”换回“白日”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在迪化设立领事馆。上面我们提到,这时盛世才已经开始投靠南京中国政府,公开反苏反共了。苏联人被赶走,中国共产党人被处死或囚禁。信中还说,政府已经规定基督教的星期天为法定休息日,而不是伊斯兰的星期五。看来,形势一片大好。于是,有宣教士写信给瑞典宣教总部,建议派遣宣教士重返新疆。

[179] 1946年夏天,奉瑞典宣教总部的差遣,瑞典宣教士莫恩(Moen)和罗本茨(Roberntz)前往新疆,考察重新回到新疆宣教的可能性,这次考察于1947年夏天结束。他们所带回来的消息有好有坏。最坏的一条消息是,宣教士们重返南疆的希望渺茫;而最好的一条消息无疑是令人惊喜而感到意外的,那就是,汉族基督徒开始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建立教会,并积极地从事宣教拓展活动。

[180] 1946年12月,在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馆的帮助下,莫恩和罗本茨获得许可前往喀什噶尔考察。故地重游,感慨不已。他们看到的是,四处宣教机构驻地已经成为废墟,残留的房屋成为仓库或者兵营,宣教机构的财产被破坏或没收,最值钱的印刷厂已经被当地政府使用。宣教士个人的大部分财物也是如此结局,只有少部分存放在英国领事馆。(注:英国领事馆同时还充当瑞典领事馆。)

[181] 两位宣教士向喀什噶尔政府提出,希望能重新在这里开展宣教工作,被完全拒绝。不仅如此,那位喀什噶尔地区的行政长官是一位维吾尔族,已经连任20年了,极端仇视基督教宣教工作。他还在此时诬告两位宣教士,导致省政府发电报命令莫恩和罗本茨立刻返回迪化。经过两人的要求,新疆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许可他们从南疆离境,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他们向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总部汇报说:“如果政治形势不改变,回来是没有用的,而政治局势变好的可能性不大。”

面对这样的现实,感叹半个世纪的宣教成果被连根拔出,宣教士们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宣教机构的秘书帕耳玛尔(Palmaer)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称这是“上帝奇怪的安排”。[182] 他们都无法理解,也不明白上帝的计划和安排,只是痛心疾首地在问:主啊,这是为什么?

上帝很快就让他们看到了上帝的答案。就在两位宣教士离开喀什噶尔之前,1947年春天,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的信,信封上写着:“喀什噶尔瑞典宣教机构负责人收”。[183] 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学院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已经感受到了主的呼召,并组建了‘遍传福音团’,目的是将福音传到东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其它地区。经过几年的祷告和准备,我们发现派出首批宣教士的时候到了。这个夏天(指1946年),已经有两位年轻弟兄出发了,现在已经到达青海省。我们希望元旦后能够派出一些年轻的姊妹,预计明年(指1947年)六月有一组人能够到达喀什噶尔。”

可想而知,这封信对此时充满失望的两位瑞典宣教士是何等的鼓励。但是,从此以后,瑞典宣教士们再也没有听到这些中国宣教士们的消息。[184]

这样,基督教在新疆宣教的接力棒,传递到中国汉族教会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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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麦籽落在地里 巴富羲的侄孙Philip Fischbacher 摄影提供)


[1]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Internet version), update, 第1页。

[2]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34), 第61页;Traveling in Chinese Turkestan, from the journal of G. W. Hunter, China Millions, January, 1910.

[3]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7页。

[4]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4-137页。

[5] 同上,第135页。

[6] 同上,第136-137页。

[7] 同上,第147页。

[8] 同上,第128页。

[9] 同上,第129页。

[10] 本段参考同上,第130-131页。

[11] 同上,第130页。

[12]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9-80页。

[1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2页。

[14] 同上,第130页。

[15]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2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0-131页。

[19]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2页。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第73页。

[2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1页。

[24]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3页。

[2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1页。

[26] 同上,第133页。

[27] 同上,第140页。

[28] 同上。

[29] 同上,第140-141页。

[30] 同上,第141-142页。

[31] 同上,第141页。

[32] 同上,第143页。

[33] 同上,第144页。

[34] 本部分的前三自然段,同时参考一位西方宣教士提供的资料,来源于一个网站2000年8月25日升级的内容,原参考资料不详。

[35]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67页和脚注。

[36] 同上,第79页。

[37] 同上,第1页。

[38] 同上,第1-2页。

[39] 本段参考同上,第2-4页。

[40] 同上,第4, 5, 7, 8页。

[41] 同上,第 15页。

[42] 同上,第20-21页。

[43] 同上,第5-6章。

[44] 参考一位西方宣教士提供的资料,来源于一个网站2000年8月25日升级的内容,源参考资料不详。

[45]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52-53页。

[46] 同上,第54页。

[47] 同上,第57页。

[48] 本段参考同上,第58-59页。

[49] 同上,第61页。

[50] 同上,第67页。

[51] 参考一位西方宣教士提供的资料,来源于一个网站2000年8月25日升级的内容,源参考资料不详。

[52]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77页。

[53] 本段参考同上,第78-79页;同时参考一位西方宣教士提供的资料,来源于一个网站2005年8月25日升级的内容,源参考资料不详。

[54] 本段参考同上,第78页。

[55] 本段参考同上,第79-80。

[56] 本段参考同上,第80页。

[57] 本段参考同上。

[58] 本段参考同上,第87-88页。

[59] 同上,第88页。

[60] 同上。

[61] 同上,第 89页。

[62] 同上,第92页。

[63] 本段参考同上,第92-93页。

[64] 参考一位西方宣教士提供的资料,来源于一个网站2005年8月25日升级的内容,源参考资料不详。

[65]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87,95页。

[66] 同上,第95-96页。

[67] 本段参考同上,第16-17章。

[68] 同上,第110页。

[69] 同上,第116页。

[70] 同上,第20章,第120页。

[71] 同上,第162页。

[72] 同上,第121页。

[73] 本段参考同上,第192页。

[74] 同上,第96页。

[75] John Hultvall,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 Update。

[76]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第95页。

[77] 同上,第96页。

[78] John Hultvall,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第61页,Glossary “ Eastern Turki”;第10页。

[79] 同上。

[8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3页。

[81] 本段参考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11页。

[82] 同上,第12页。

[83] 本段参考同上。

[84] 本段参考同上,第14页。

[85] 本段参考 同上,第16页。

[86] 本段参考 同上,第16-17页。

[87] 同上,第12-14页。

[88] 本段参考第17页。

[89] 同上,第22页。

[90] 同上,第 27页。

[91] 本段参考同上,第17-18页。

[92] 本段参考同上,第18页。

[93] 本段参考同上,第19-21页。

[94] 本段参考同上,第19页。

[95] 同上,第22页。

[9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72页。

[97] 本段参考同上,第145页。

[98] 本段参考同上,第146页。

[99] 本段参考同上,第169-170页。

[100] 同上,第171-172页。

[101]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16页。

[102]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9-150页。

[103] 内地会驻乌鲁木齐的英国宣教士乔治·航特提到这一刺杀事件,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内部政变。请参考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Newington Green, N. 16, first published in 1948, 第84页。

[104]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1-153,155页。

[105]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Original Table of Contents: VI, 第7页。

[10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73-175页。

[107] 本段参考同上,第153-156页。

[108] 同上,第179页。

[109] 同上,第157-158页。

[110]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Original Table of Contents: VI, 第7页。

[11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5页。

[112] R. O. Wingate, the Steep Ascent,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urkesta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46 Queen Victoria Street, London, E.C.4. 大概是在1948年初版,第23页。

[113]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31页。

[114] 本段参考同上,第23页。

[11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56页。

[116]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23-24页。

[117] 同上,第24页。

[118] 本段参考同上,第24-25页。

[119] 同上,第 24页。

[120] 同上。

[121] 同上,第25页。

[122] 同上,第27-28页。

[12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63页。

[124]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25页。

[125] 本部分参看R. O. Wingate, the Steep Ascent,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urkestan.

[126] Gustaf Ahlbert (1934), Habil- A Christian Martyr in Xinjiang, (Pathways Publishing: printed by ActsCo, Chiang Mai, Thailand, 2009), translator: Gabriel; Swedish edition published and printed by Swedish Covenant Church Press, Stockholm, Sweden in 1934, original title: Habil, p. 44.

[127] 本段同时参考Gustaf Ahlbert (1934), Habil- A Christian Martyr in Xinjiang, 第52-53页.

[128]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1933年伦敦宗教短文书刊协会出版,汉文译本,尹道明,2009年5月27印刷,第43页。

[129] G. W. Hunter, Travelling in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China Millions, January, 1910; To What Purpose, 61.

[130]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1933年伦敦宗教短文书刊协会出版,汉文译本,尹道明,2009年5月27印刷,第42页。

[131]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尾注154。

[132]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汉文译本,第43页。

[133]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第7页。

[134] 同上,第12页;年代参看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_Hunter_%28missionary%29

[135] 同上,第17页。

[136] 同上,第12页。

[137] 同上,第13页。

[138] 同上,第16-18页。

[139] 同上,第21页。

[140] 同上,第96页。

[141] 同上,第103页。

[142] 同上,第2章。

[143] 同上,第3章。

[144] 同上,第19页。

[145] 同上,第4章。

[146] 同上,第5、6章。

[147] 同上,第8、9章。

[148] 同上,第10章。

[149] 同上,第11-14章。

[150] 同上,第100页。

[151] 同上,第16章。

[152] 席胜魔(1835—1896年),原名子直,山西省临汾人。中国19世纪著名的基督教牧师之一。原为儒教学者,内地会宣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介绍他认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后成功戒掉鸦片,并在全国多处设立戒烟局。1886年他被中华内地会按立为牧师。1881年席胜魔开设了独立福音堂。

[153] Mildred Cable & Francesca French, 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Kansu, Turkestan and the Gobi Desert,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 St. Paul’s House, London, E. C. 4. Made and Printed in Great Britian for Hodder & Stoughton Limited, by Wyman & Sons Limited, Lond, Reading and Fakenham, 1927年首版,1939年第7版,1943年第9版,参看第1—4章。

[154] 同上,第4—7章。

[155] 同上,第7—13章。

[156] 同上,第14—28章。

[157] 同上,第29—40章。

[158] 同上,第41—48章。

[159]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第17章。

[160] 本部分内容参看海恩波先生的《何竟如此》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1933年伦敦宗教短文书刊协会出版,汉文版译者:尹道明先生,2009年5月27印刷;同时参看英文版。注:作者海恩波先生是内地会的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的主编。

[161]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第91页.

[162] Mildred Cable & Francesca French, 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Kansu, Turkestan and the Gobi Desert, 第263页。

[163]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第84页.

[164] 参看海恩波先生的《何竟如此》,“最后的信函Last Letters”,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165] 本段第一部分参看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第92页。第二部分参看《何竟如此》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第53-55页。

[166] 本段参看《何竟如此》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第59-60页。

[167]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第94页。

[168] 同上,第18章。

[169] 同上,第一章。

[170] 同上,第100页。

[171] 同上,第103页。

[172] 同上,第52页。

[173] 海恩波:《何竟如此》汉文译本,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第57页。

[174]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第107页。

[175] 同上,第34页。

[176] 本段参考R. O. Wingate, the Steep Ascent,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urkestan, 第25页。

[177] 同上,第26页。

[178] 本段参考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29页。

[179] 本段参考同上。

[180] 本段参考同上,第30页。

[181] 本段参考同上,第 31页。

[182] 同上,第23页。

[183] 本段参考同上,第32页。

[18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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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目录、序言,等

第一章、新疆地区历史概况

第二章、19世纪前的新疆基督教历史概况

第四章、20世纪中后期的新疆基督教历史

后记、尾声、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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