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单传航:《新疆基督教史》连载(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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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ta2009.org    2013年06月14日

第四章、20世纪中后期的新疆基督教历史

20世纪中后期,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这个历史阶段,作为中国本土的汉族教会和基督徒,在西方宣教士被迫离开新疆后,在圣灵的督促和带领下,开始担负起在新疆的宣教使命,并终于在新疆许多地方建立起强有力的教会。

1940年代末,来自云南的邮电局长基督徒李开焕牧师和妻子翟明霞,来自山东潍县乐道灵修院的华北神学院的部分师生所组成的“西北灵工团”,和来自西北圣经学院师生组成的“遍传福音团”,共同开创并谱写了在新疆的现代宣教进行曲第二乐章。在这次宣教的壮举中,汉族的女性宣教士们,扮演了先锋和使徒的伟大角色。在半个多世纪的宣教工作中,在乌鲁木齐和其它一些地方,建立了相当有活力的汉族教会。和那些西方宣教士们一样,这些汉族宣教士们忍受艰难和危险,承受政府残酷的逼迫,持守上帝的呼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终于将教会栽种在这块土地上长达60多年。

这是自蒙古帝国时代以来,基督教会在新疆历史中最为繁荣的时期。尽管这些汉族宣教士的初始动机是向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穆斯林民族宣教,但其主要的宣教成果却是在汉族人当中。而因为汉族是新疆的强势社会族群,如今,基督教已经成为新疆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这些汉族宣教士和团体的出现,成就了西方宣教士们未了的心愿,就如同天国道路上的接力赛,汉族教会从此开始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奔跑,并希望完成这最后一棒的完美冲刺。

一、宣教进行曲第二乐章奏响

上一章中提到过,近现代教会在北疆乌鲁木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6年(清朝光绪二年),也就是在瑞典宣教士进入南疆喀什噶尔之前16年,英国圣经公会兼皇家地理学会的亨利·兰斯德尔(Henry Landsdell)博士和英国内地会在上海设立的对华宣教总会所派出的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率先进入新疆,在全省范围考察、巡回发放和销售基督教读物。1905年,内地会差派胡敬洁牧师(乔治·航特)来新疆宣教并设立宣教站。他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福音堂,有信徒大约20人;1914年,内地教会又差派自告奋勇的马牧师(即马尔昌,泊斯·马瑟)前来增援,参与教会管理,教会人数增加,包括多个民族。[1] 1932年,内地会派巴富羲大夫(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医生)在内的六位年轻宣教士前来增援。

[2] 乔治·航特(胡敬洁牧师)在新疆期间,从1905年开始,多次出外巡回传播福音。1906年,他到达喀什,得到瑞典宣教士的接待。7月18日,他从莎车瑞典宣教士的家中出发,前往和田,沿途传讲福音、出售基督教读物。7月31日到达和田,8月6日离开,期间每天上街传讲福音,出售读物。9月8日,他还在Kachong看到拉科特(G. Raquette)和豪各伯格(E. Hogberg) 正在修订维吾尔语的四福音书。1907年,他还到达过呼勒佳(伊犁, 伊宁)。

[3] 1910年6月28日,航特牧师启程前往乌鲁木齐以东约400公里的巴里坤,并于7月12日到达。在这座城市里,他在公开场所传讲福音、出售读物,7月21日启程返回。在外出期间,航特牧师将迪化教会的工作,交给一位他称为杨先生的基督徒主持。这位杨先生是清政府设在迪化的邮政局长,来自河南省,原先是加拿大长老宣教会的成员。当这次航特牧师从巴里坤回来的时候,杨先生已经因病去世数日了。

[4] 当时航特牧师所建立的礼拜堂是在迪化的文化巷,还有“马牧师研究哈萨克文多年,印出哈文福音单行本,赴各地向哈族散发传单。” 1933年初,在瑞典宣教士所称的穆斯林革命中,维吾尔族和回族联合的暴动军队包围了迪化,与省军(包括俄罗斯归化军)在城郊激烈交战。于是,福音堂成为战地临时医院,巴大夫和马牧师昼夜看护治疗伤兵,操劳过度,于五月间患伤寒病,相继去世。1935年,盛世才政府迫害基督徒,将福音堂改为监狱,并没收教产,其中信徒门茂义和张达通,被囚禁三年。

[5] 作为在迪化宣教时间最长的内地会宣教士乔治·航特先生,因为拒绝离开新疆而被捕入狱达13个月,然后被带到兰州监管。释放后,仍毅然前往甘肃省张掖居住,等待重返新疆的机会,却于1946年12月去世,时年84岁。在上一章提到过,最后三位在迪化的内地会英国宣教士于1938年被驱逐,与三位在喀什的瑞典宣教士一同撤离,进入印度。

1938年至1946年,是新疆地区政治局势变化难测的时期。1944年开始,政局激烈动荡,维吾尔族穆斯林革命再次爆发,血腥的种族屠杀席卷北疆地区。

1、三区革命:杀回灭汉 [6]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战争初期,看到德国势如破竹,苏联一败涂地,盛世才权衡利弊,政治立场急转舵,投靠国民党政府。1942年4月12日,盛世才新疆政府公开反苏反共、亲国民党亲英美,并于1943年9月27日,将中国共产党代表毛泽民、陈潭秋和林基路处死。[7] 1946年,美国和英国在迪化设立了领事馆。

苏联人并不甘心其势力从新疆撤出,决定进行报复并夺回控制权。尽管在1933-1937年曾两次派出红军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成功镇压了马仲英的回族穆斯林和尼牙孜的维族穆斯林革命,如今却开始秘密培训新疆北部靠近苏联的突厥地下武装力量,等候时机颠覆新疆盛世才政府。1943年5月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新疆的局势,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便能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并决定筹建突厥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在苏联境内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几所学校,培养“民族独立小组”的指挥人员,号称要在新疆发动旨在“推翻汉族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8]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大名鼎鼎的贝利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前首都),在他的直接指挥下,1944年8月17日,伊犁地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突厥民族,以盛世才强征万匹战马的“献马运动”为导火索,首先发生暴动;8月29日,蒋介石盛怒之下,令盛世才下台,换上朱绍良将军,迅速平定了暴动,由此国民党南京政府全面接管新疆。[9] 苏联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伊犁武装暴动。9月,境外培训的武装人员赶到伊犁市(今伊宁市,维语呼勒佳,古时景教和天主教的北疆重镇阿力麻里城-今霍城县的附近);11月6日,苏联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一支武器精良的苏军,从霍城入境,进军伊犁市。[10] 同时,苏联间谍和秘密军事小分队,切断了天山果子沟的伊犁至乌鲁木齐的公路山口要道,阻挡了汉族军民的退路。[11]

11月7日夜里,呼勒佳(伊犁市)爆发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穆斯林武装暴动。[12] 当夜,无数汉族军民被屠杀,无数妇女被强奸,其中福利院的汉族残疾人和东北抗日义勇军[13] 的人员无一幸存。[14] 部分汉族军民撤退到惠远古城(1762年,清朝中国在这里设立伊犁将军府;清朝将领林则徐被发配时期的驻地)死守,在苏联和突厥军队飞机大炮的攻击下,12月31日城陷,遭屠城。[15] 于是,伊犁郊县的十几万汉、回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结果逃到天山脚下(玉尔都斯山)时,苏军和突厥武装人员追上,对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血腥屠杀,最后抵达焉耆的难民只剩下三十多人。[16] 1945年7月31日,塔城沦陷;9月6日,阿勒泰被占领。[17] 由于“突厥临时政府”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因此又被称为“三区革命”。[18] 这实际上是一场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支持下的、新疆突厥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圣战革命,民间称之为“杀回灭汉”。在此期间,不计其数的汉族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遭到种族灭绝式屠杀。

1944年11月12日,在苏联全方位的大力支持下,三区革命“伊犁解放组织”专门选择11年前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到三个月便被马仲英的回民穆斯林军队推翻)在喀什成立的同一天,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定国旗为绿底,中间是黄色星月,艾力汗·吐列(Elihan Töre)为主席,并组成16人临时政府委员会,其武装力量迅速攻占许多地方,前方部队直逼新疆首府迪化。[19]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举行了雅尔塔会议,商议战后的安排。7-9月,苏联在新疆的立场急剧变化,作为政治交易,下令“东突”临时政府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20] 1946年4月1日,国名党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出任西北行辕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负责和“苏联代表—东突临时政府”谈判;7月1日,出任新疆联合政府主席,副主席分别是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21] 在苏联的胁迫下,1946年6月27日,“东突”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决定,宣布东突共和国不再存在,并于7月1日与国民党成立新疆联合政府。[22] 1947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第2830号令,任命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Mesut Sabri)接替张治中,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23]

于是,新疆再度进入短暂的稳定时期。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新疆,政权再度易手。

2、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建立

1945年春,也就是在瑞典和英国宣教士被新疆盛世才的“赤色政府”驱逐出境7年后,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省府迪化城(即乌鲁木齐市)设立邮政总局,第一任局长是从云南昆明邮政局调来的汉族人,名叫李开焕,妻子翟明霞(1901—2000)。[24] 翟明霞女士是江苏省泰兴人,1920年代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前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毕业后曾在江苏省扬州任教。1930年代进入上海中华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去云南宣教八年。[25]

李开焕夫妇到迪化上任的时候,正逢北疆杀回灭汉的“三区革命”。9月上旬,突厥民族和苏军的联合武装部队抵达玛纳斯河西岸,距迪化只有150公里,形势危急。好在次年春天,形势突然好转,局面开始稳定下来。

[26] 李开焕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刚到乌鲁木齐一个星期,就在《新疆日报》上刊登“基督徒请注意”的启事,告知“每礼拜天在府后街(今天山路)李开焕家中有聚会”,号召当地的基督徒前来聚会。启事登出后,陆续有老信徒张达通等人前来聚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大批难民逃往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另外,1944年黄河决口后,中国政府从河南将一些人迁到新疆,作为垦民,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李开焕希望能够将这些难民中的基督徒召集起来,建立教会。这一提议得到政府负责人,当时的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的许可,尽管他本身是个佛教徒(根据瑞典宣教士的资料)。如今在明德路教会中有认识张治中将军的老牧者声称:张治中是一位基督徒,当时每周都参加明德路教会的礼拜。

[27]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前来聚会,李开焕牧师在迪化市大十字西大街(今中山路),借到了省药房临街的一间大会议室,作为礼拜天聚会的场所。许多基督徒闻讯而来,人数与日俱增。最早的一批参加聚会的信徒当中,有王金铭、王爱主、杨合源、白玉堂等人及其他们的家人。这时,建立一处正规的教堂成为迫切的需要。于是,有人建议向政府索要内地会福音堂的房产,但是李开焕牧师坚持“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不愿意接受外国宣教机构的房产,号召信徒们捐赠购买自己的教堂。

于是,1946年,在李开焕和妻子翟明霞的带领下,用法币120万元(其中张治中将军捐赠100万[28])在迪化市明德路一号购买了平房院子一所,共有34间房,占地一千多平方米,正式挂牌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今明德路教会);李开焕出任牧师,并在信徒中选举出12个人组成管理委办会。[29] 王金铭被推选担任会务委办主任,他是1942年从河南来迪化的。[30]

1946年夏天,当瑞典宣教士莫恩(Moen)和罗本茨(Roberntz)回到新疆考察,在迪化参观了这个教会,当时教会中有97位基督徒会员,有些是前英国内地会的基督徒,还有10个人准备接受洗礼。[31] 除了大教会外,还分别在迪化城内设立了东关、和田街、六道湾和二道桥,这四处小聚会点;每个星期二在街头布道,四、五个人拿着话筒,打着旗子,宣传福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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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有一次洗礼的参加人员,地点为现在的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公园内)

[33] 此外,在李开焕牧师的带领下,教会还积极向外拓展工作。除了本教会星期天的聚会人数达到近500人之外,还建立或联合了米泉、昌吉、阜康、奇台、呼图壁、玛纳斯、哈密这七个地方的教会,并成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分会。形势令人鼓舞。由于教会事务日渐繁忙,李开焕牧师于1949年辞去邮政局的工作,成为专职教牧人员。他和妻子翟明霞共同主持开办了“半日圣经学校”,培养了一批教会的骨干。他们还编印了教会唯一的文字宣传小报:《江河》会刊,发行100多期,遍及全国。

[34] 根据瑞典宣教士的记载,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在东疆的哈密市支持一个50人的团契聚会(不是西北灵工团);在迪化以东的阜康县,还有他们的一个分支教会。迪化教会所有的成员都是汉族,只有一位是维吾尔族,名叫马穆德·卡恩(Mahmud Kahn),他是从南疆逃出来的喀什噶尔教会的成员。两位前来考察的瑞典宣教士惊喜地见到了他。这期间,还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伊犁“三区革命”而逃出来,到达迪化,或者进入中国内地。

[35] 莫恩和罗本茨两位瑞典宣教士在迪化逗留期间,李开焕牧师多次向他们表示,希望瑞典宣教机构能够在迪化开展工作,协助汉族教会工作。但两位宣教士没有答应,因为他们认为最好是由英国“内地会”回来工作。莫恩和罗本茨还会晤了新疆政府外国事务部门负责人,表明希望能够重返喀什噶尔展开宣教工作。这位负责人认为南疆目前不安全,并问他们为什么不在新疆其它地方展开工作,例如在迪化。两位宣教士后来到达喀什噶尔,发现当地的政府负责人,那位老维吾尔族官员不同意他们回来。于是,他们向瑞典总部汇报,认为应该放弃回新疆重新开展宣教工作的计划。

在离开喀什噶尔返回印度之前,莫恩和罗本茨还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的来信,说中国汉族宣教士们已经组成了“遍传福音团”,前往新疆宣教;并预计有一部分宣教士会在1947年6月抵达喀什噶尔。

3、遍传福音团 [36]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从中国东北满洲里进攻北平市(北京)的门户宛平县城,在城门外的卢沟桥遭到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阻击。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从此,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

1939年,日军占领河南省开封城。在开封,有一所“循理会开封圣经学院”(Free Methodist Kaifeng Bible Institute),由创办“内地会”的英国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先生的孙子戴永勉(James Hudson Taylor III)负责。[37]

[38] 1940年,因为中国爆发“反英反帝”运动,秧及开封圣经学院。戴永勉院长夫妇因此前往陕西省西安市,筹办“西北圣经学院”;开封圣经学院优秀的中方教师马可先生及其夫人和孩子们[39] 也一同前往。1941年2月,在西安西边100多公里的凤翔县城,西北圣经学院在内地会和循理会的合作下成立。

[40]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封圣经学院遭到株连被封,美国教师被捕,中国教师被驱逐。正在此时,开封圣经学院的教师霍冠英(霍超然)先生和负责女生工作的教师何恩证女士,接到戴永勉院长的来信,请他们去西北圣经学院任教。于是,何恩证女士和霍冠英夫妇及其三个孩子,一同前往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途中穿过战乱的地区,历尽艰险,于1942年春天抵达。

[41] 这个时候,西北圣经学院的院长是戴永勉,董事会成员有15位,其中10位是中国人。学生几十名,来自甘肃、宁夏和青海等省的教会;教师有戴永勉夫妇、马可、夏牧师、何恩证、巴教师(笔者:Theodore Fischbacher即巴富胜,第三章中巴富羲医生的小弟弟,十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小,1909年8月-1996年2月[42])夫妇和霍冠英等人。后来,马可先生成为教务主任,[43] 他和何恩证教师成为遍传福音团的带领人物。大约在1947年,西北圣经学院搬迁到陕西省宝鸡市。[44]

异像: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1942年11月25日晚,马可先生在祷告中看到异像,上帝通过这个异像告诉马可,中国教会处于属灵的贫穷状态,只接受福音,不向外传播福音。并指示他向西传播福音,从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继续向西到伊斯兰教国家,一直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45] 根据笔者的采访,马可牧师说,当时他在凤翔的城墙上祷告,看到西北大地,灵里有负担,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46] 上帝还告诉他,新疆的大门已经打开,要派宣教士前往。[47] 前面的历史提到,1942年4月12日,新疆盛世才政府变化立场,开始公开“反苏、反共、亲国民党、亲美”。于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停止。当时,在印度的瑞典宣教士接到新疆基督徒的一些来信,也印证了“新疆的大门已经打开”这一点。

[48] 1943年4月25日复活节早晨,一同在外地从事教会工作的马可校长(笔者:是教务主任,也可能是副院长)、何恩证、郑广恩在渭水河畔祈祷、交流。当马可告诉他们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去新疆宣教的使命时,何恩证女士也透露说,在10年前自己17岁那年,曾得到上帝的呼召,前往新疆传福音。这已经足够马可惊讶的了,而当他们回到圣经学院的时候,更加惊喜地得知,就在复活节的早晨,在戴永勉院长的鼓励下,有许多同学顺从圣灵的带领,愿意前往西北地区宣教,其中有8位同学决定前往新疆。马可感到了来自上帝的巨大鼓励。

[49] 经过学校许可,每个星期二晚上,马可带领学生专门为这项宣教计划祷告。5月4日,第一次祷告会举行,师生23人参加。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为这项宣教工作成立专门的机构。5月23日,经过禁食祈祷,上帝通过《马太福音》24:14指示马可,新疆是上帝为中国留下的宣教产业,好让中国教会在属灵方面不至于太贫穷。这节经文给马可带来了启发,于是经过和大家商量,最后一致同意,将宣教机构命名为“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 Preaching the Gospel Everywhere Band [50])。

第二年,1944年的暑假,“遍传福音团”派出三位女基督徒和两位男基督徒,前往甘肃省兰州和成县进行短期宣教。这个时期,随着遍传福音团的名声传播,许多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纷纷慷慨捐赠。[51] 根据马可牧师和何恩证教师的回忆,当时内地会的上级机构是坚决反对“遍传福音团”的宣教计划,并以拒绝提供资金为威胁。作为戴永勉院长,他似乎是左右为难,所以他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遍传福音团一再推迟出发时间。最后,遍传福音团无法继续等待意见统一,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西行的道路。[52]

“内地会”的反对原因不详,也许是因为“内地会”曾经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设立过办事处却惨遭迫害,也许他们正打算派遣英国宣教士重新前往新疆工作。这是西方教会工作的方式,倾向于严谨的行政管理和策划,不愿意涉足其它宣教机构的宣教领域。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当迪化的李开焕牧师邀请瑞典宣教士前来协助工作时,瑞典宣教士拒绝了,认为这是“内地会”原来的宣教地点,所以应该让“内地会”来,尽管瑞典宣教士做梦都想回新疆宣教。根据上一章可以知道,“内地会”的宣教士被驱逐出新疆后,乔治·航特(George W. Hunter胡敬洁牧师),一直等待重返迪化,但心愿未果,于1946年12月在靠近新疆边境的甘肃省张掖城离世。[53]

[54] 这期间,马可牧师还负责主编《遍传福音报》,在中国内地各教会发行,引起强烈反响。1946年暑假,“遍传福音团”差派何恩证和董培兰前往宁夏(银川),协助当地教会工作。同时,派遣赵麦加和戴彦中两位学生前往新疆,先到青海省的西宁。在前面提到,当两位瑞典宣教士1947年春在喀什噶尔故地重游的时候,接到一封遍传福音团的来信,提到已经派遣两位宣教士前往新疆,当时正在青海。其中,赵麦加的愿望是前往新疆喀什噶尔地区。[55]

[56] 在青海教会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两位年长的女基督徒也从西北圣经学院赶来帮助他们。一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国外宣教委员会(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of the Sou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的宣教士贝悦纳女士(Miss Helen Bailey),已经来中国24年,1946年应邀来到西北圣经学院。另一位是贝悦纳女士的宣教搭档,中国的杨大娘。1946年,赵麦加和戴彦中离开西宁,踏上了前往新疆的路途。一天之后,到达湟源县,因为有宣教的需要,戴彦中就留下来工作。之后,赵麦加只身一人继续西进,11天后抵达都兰县(今青海省乌兰镇[57])。

不久,贝悦纳女士也赶到都兰与他一同工作。[58] 贝悦纳女士支持遍传福音团,但是为了保持福音团的本土特色,她不加入这个宣教机构,但是参加他们的宣教工作。[59]

[60] 赵麦加将一路艰苦的情形写信告诉了西北圣经学院,于是有人放弃了去新疆宣教的打算。但是1946年底,遍传福音团的五位女基督徒(最小的20岁),毅然决定在来年(1947年)三月前往新疆。1946年的《遍传福音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说这应验了《圣经·诗篇》68章11节的预言:“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遍传福音团的宣教旅程

[61] 1947年3月16日,何恩证教师觉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于是就带领五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一行十二人出发前往新疆。他们分别是:樊志介、路得、韦苏西(韦薇)、张摩西、李近泉,其中只有张摩西一个人是男生。出发前,他们受到西安众教会的热烈欢送,基督徒们为他们殷切的祈祷,并鼓励他们直达锡安山(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在西安轰动不小,当地的日报还报道了这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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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遍传福音团”的第二批成员前往新疆布道欢送大会留影。

从左到右:樊志介,路得,韦苏西,张摩西(男),何恩证,李近泉。

出自Paul Hattaway的Back to Jerusalem)

[62] 出发的时候,他们坐着汽车,后来也骑牲口或步行。沿途在许多地方停留,帮助当地教会,最后抵达青海省府西宁。由于青海教会缺人手,韦苏西和樊志介就留下工作。何恩证等人继续前往,此时赵麦加接到何恩证的信和电报,就从都兰回到西宁接他们几位。到了都兰后,连同贝悦纳女士,加上两名护卫士兵等随行辅助人员,一行11人前往新疆。

在刚刚进入新疆境内的时候,新疆主席张治中将军得知情况,认为这些年轻人会在路上被土匪杀掉,就电令青海省政府将遍传福音团拦住,并护送回西宁;于是,青海政府派兵将他们强行截回。[63] 1948年,贝悦纳女士回美国休假,其他人留在青海从事宣教工作;期间,何恩证(等)积极学习维吾尔语,随时准备前往新疆。[64] 1948年2月27日,遍传福音团曾经在青海从事过教会工作的成员,在兰州与马可牧师团聚并合影留念。[65]

[66] 1948年春天,遍传福音团一行12人再次从兰州出发,乘坐石油公司的车,坐在车厢上的空油桶上。到达哈密之后,赵麦加与其他人分手,沿着吐鲁番、焉耆、库尔勒方向继续前进,几个月后直达喀什噶尔附近的疏勒(因为驻有汉族军队和居民,又被称为汉城)。何恩证、戴彦中(男)、路得等人,从哈密搭乘中国石油勘探队的汽车,轻松抵达迪化。

到达疏勒后,赵麦加自己挣钱谋生,同时开始在疏勒宣教并建立教会。在他到达之前,那里有少数长期没有聚会的汉族基督徒。到1949年,教会已经有二、三十个人聚会。[67] 前面我们提到过,1938年之前,瑞典宣教士曾经在汉城疏勒建立过汉族教会。现在,上帝又将一名汉族的福音使者派到这里来继续福音工作。1949年,西北灵工团的六位宣教士们也来到疏勒,与分别一年多的赵麦加相处愉快,还得到赵麦加的大力帮助。根据《西北灵工》的报道,西北灵工团的宣教士在致总部的10月24日的来函中说:“我们来此月余……每主日聚会有时三十余人,有时十余人……我们与麦加哥同食同寝,……”[68]

1950年10月25日,赵麦加在写给汤姆普森夫人的信中说:每一个大的集市上都有(“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的宣教士们在传福音,他们将福音传到了莎车、和田,已经有一些汉族和维吾尔族接受福音了。[69] 这个时候,新疆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占领一年,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

张摩西、路得、戴彦中等人,于1948年到达新疆迪化后,落脚在李开焕牧师的教会,并参与教会工作。之后,戴彦中和路得急忙前往喀什噶尔与赵麦加会合。1949年春天何恩证返回兰州开会;[70] 而张摩西先生则沿着丝绸之路北线(欧亚大道),到达伊犁(呼勒佳,现伊宁市,西南11公里是古代的基督教中心阿力麻里城),在那里从事宣教工作。1951年,路得离开莎车前往阿克苏,与西北灵工团的范子舟结婚,[71] 最后在迪化李开焕牧师的教会工作。

[72] 1951年,何恩证女士从四川省重庆回到兰州。1953年,何恩证离开兰州,前往新疆。经乌鲁木齐到达疏勒,于6月23日与赵麦加结婚,然后一同去莎车从事教会工作。

[73] 遍传福音团先后到达新疆的有9人,分别是:何恩证、樊志介、路得、韦苏西(韦薇)、李近泉、张摩西(男)、赵麦加(男)、戴彦中(男)、黄清治(男),其中黄清治是于1949年9月初,携妻子张新民、女儿黄凤鸣到达迪化。此外,遍传福音团还有一位成员——周恩莹女士,她留在了兰州教会,并没有到达新疆。

4、西北灵工团

作为“西北灵工团”,1947年春就有其宣教士到达东疆的哈密市,要比“遍传福音团”早一年到达新疆。[74]

[75] 1945年,山东省潍县城里举行了一次基督教灵修复兴大会,主持大会的是杨绍唐牧师和华北神学院(藤县)的院长张邵东牧师。华北神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张谷泉牧师,还有李石瑛牧师,都前来参加这次奋兴会。在大会中,张古泉(字式彭)牧师应邀发言,他就以《圣经·使徒行传》中的安提阿教会,作为宣教差传的榜样,向众人分享自己从中的理解和领受,受到张绍东牧师和神学生们的热烈回应。

[76] 1945年9月2日(投降书签署日)抗日战争胜利,山东潍县(今潍坊)的基督教乐道院逐渐恢复战前规模。乐道院是国外宣教机构修建的,里面有小学、中学、医院和圣经学校等设施,但是已经没有人了。二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成了监禁2000多名英美等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Watson M. Hayes)和英国曾获奥运会400米冠军的宣教士埃里克·利迪尔(Eric Liddell),都在关押中因条件恶劣而病逝。10月,在一次教会召开的地区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在乐道院里成立“灵修院”的决定,咸荣辉牧师和李石瑛牧师负责组建。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同年冬天,在滕县的华北神学院被迫南迁。在这种情况下,十几位山东潍县和昌邑的男女神学生,包括李道生、李天存、刘淑媛、张美英、李锡楹、王玉昆、王鸿翱、钟玉琛、张德正、朱长信、李佩贞、黄得灵、张培德等人,在神学院教师张谷泉牧师的带领下,回到潍县,自愿加入了刚刚组建的灵修院。

[77] 这些神学生加入灵修院后,李石瑛牧师任院长,刘肇兴牧师(刘光照牧师之子)和田立华牧师(田学信牧师之子)负责教学工作,张古泉牧师主要负责灵修院查经、培灵,同时也分担教学事工。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方式效法《使徒行传》中的耶路撒冷教会,如同一个大家庭,凡物公用;在宣教方面效法安提阿教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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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华北神学院大门;《华北神学院一九五0级毕业纪念刊》)

异像: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78] 1946年秋天,灵修院在一次聚会中,得到上帝圣灵的特别指引,让他们去西北新疆直到耶路撒冷,传播福音。张古泉牧师多次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题讲道。这些神学生们知道新疆这个地方,但是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在难以理解这一圣灵指引的同时,他们仍然认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样的呼召,是来自圣灵的。恰在此时,他们看到了马可牧师主编的《遍传福音报》,上面也提到了遍传福音团所领受的“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呼召。于是,他们得到极大的鼓舞,对上帝的启示更加确信不疑。

[79] 张古泉牧师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少年时就读于长老会在山东潍县创办的乐道院中学,因为战乱停学。后来进入山东华北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张牧师擅长演讲和作诗,所作的诗歌经人配曲后,广为传唱。其中他于1945年暑期奋兴会中创作的《安提阿》,由田立华牧师配曲后,成为灵修院的院歌。

[80] 1946年8月,张古泉牧师在潍县灵修院演讲,主题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在场的信徒受到极大的震撼和鼓舞。其中刘淑媛(齐鲁大学历史系毕业)和张美英(山东济南助产学校毕业,其父在昌潍拥有一所医院)这两位单身女士受到感动,毅然决定前往新疆传福音,成为西北灵工团的宣教先锋。送行时,效法安提阿教会,为她们按手祷告。张古泉牧师为她们写下了《天国之大使》这首歌,见证她们的这一壮举,并与李道生一同赶到济南送行。两人从济南经徐州,抵达南京的泰东神学院,然后经西安和兰州,于1947春天,作为灵修院的第一批宣教士到达新疆哈密。第二批被差遣出发的也是两位女单身基督徒:黄得灵和李佩贞。

[81] 第三批是李道生和张惠荣夫妇,于1947年的农历3月出发,途中乘火车、汽车、徒步,相当艰苦。到达西安时,杨绍唐牧师正在那里带领聚会。在西安还遇到一位山东的老基督徒孙城毕(音译),在抗日战争期间来到西安,带领从山东来的基督徒组建了一个福音村。孙城毕也加入这个团队,一同前往新疆宣教。到达甘肃省天水城后,住在一位基督徒医生宫大夫所开办的天恩医院。然后继续前进,抵达兰州,在中华基督教会住到农历9月份。这时候,上帝就启示他们继续西行到新疆。同年11月抵达新疆哈密,与前两批宣教士会合。六个人都住在哈密老城壕的中华基督教会里,协助两(三)位长老工作(参看下面“天国的绿洲——哈密”部分)。

[82] 1948年五、六月份,遍传福音团的赵麦加、韦苏西(女)、路得(女)、何恩证(女)等人经过哈密,受到西北灵工团李道生和刘淑媛等人的热情接待,并请韦教师教唱诗歌,何教师讲道。数日后,送他们上路继续西行。1948年8月,李道生夫妇和张俊彦弟兄,被教会差遣到达天山北麓的寺庙林立、吸食鸦片盛行的巴里坤(原镇西)县城,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传福音和开辟教会。1949年3月,当李道生返回哈密的时候,巴里坤已经有二、三十个基督徒聚会了。

西北灵工团在新疆的宣教事迹

[83] 从1946年8月—1948年春,潍坊乐道院先后有六批共计42人(7个中小学生除外 [84]),从三条主要的路线,到达新疆哈密。李石瑛等弟兄姐妹1947年出发,[85] 张古泉牧师于1948年春,由南京泰东神学院乘飞机抵达哈密,随后将妻子张莲秀和儿女接来。1949年6月5日,时逢五旬节,在自己动手新建完工(3月19日动工)的土坯房教堂上,挂上了“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这是杨绍唐牧师起的名称)的牌匾,并举行献堂典礼和为期八天的五旬节灵修聚会。聚会中张古泉牧师主讲的信息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并唱诗《以赛亚书》43:19-21。[86] 这次系列聚会吸引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呼图壁、奇台、甘肃省玉门、酒泉等地的许多基督徒前来参加,聚会时圣灵大大做工,八天内有20多人[87] 立志奉献。

[88] 这个阶段,许多外地的基督徒,包括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纷纷加入西北灵工团,参加宣教工作。例如,“六月十一日:见证聚会,有十二位弟兄姊妹正式奉献加入本团。计有:耿亚拿及其子刘德明、女刘美德,杜子美、田佩瑾、田佩基、张更新、刘正荫、孙百万、毛明朝、李清玉、范子舟。”[89] 此外,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基督徒:“六月十二日:于哈密西河坝水渠中举行本团第一届施洗,有45位弟兄姊妹领洗加入教会。”[90] 张古泉牧师受感动写下《西北灵工之歌》(董淑贞曲),最后一句是:“作主工,作主工,愿父旨早完成,此乃主托大使命,受托者当遵行。”[91] 这时候,西北灵工团增加到100多人。

[92] 根据《华北神学院一九五0级毕业纪念刊》中《我们的校友在新疆》一文,哈密“西北灵工团”初期的教会工作进展迅速,特别是五旬节的八天聚会之后,一系列的成果令人鼓舞。“六月十四日:召开全体同工联席会议,讨论各种工作。六月十五日:为本团同工钟毓琛、戴开诚、孙岐峰、师文贵,举行按手祷告,分赴各地工作。六月廿—廿六日:开七天布道大会,每日分六组出发街头,宣讲福音,收效颇大。七月四日:王守仁、朱长信两位弟兄赴孚远开荒布道。七月十三日:王慧民、田佩基两位弟兄赴吐鲁番作开荒布道之工作。”八月一日:李道生和张惠荣夫妇、李天存、田佩瑾、冯顺义,共计五人同赴喀什的疏勒宣教工作,途经焉耆教会,有一位弟兄魏信,加入他们,六人于9月19日到达疏勒县城。[93] “西北灵工团”继续开拓,“九月八日:购妥上阿牙独院一所,计房屋十七间。九月十五日:本团查经班开课,各地学员纷纷到校受课。九月廿日:租妥新市场九十五号一所宅院。九月廿六日:本团福幼园开学。十二月十一日:开感恩大会,颂赞主恩。……”

在哈密期间,西北灵工团还创办了《西北灵工》不定期刊,主编张古泉牧师,油印版,第一期于1949年4月28日出版(或4月6日创刊 [94])。[95] 1950年改为铅印,仍然是不定期,发行是张古泉牧师,赵西门任编辑,在上海出版,由华北神学院的校友谢模善先生代理发行;1951年因为没有在政府登记而被停刊,最后一期是第二卷第二期。[96] 赵西门任编辑期间,写了不少诗歌:如《征人》、《十架归路》、《只要静默》、《髑髅地》等,以及后来的《凄风苦雨》、《成油之路》、《苦杯》。[97]

赵西门弟兄,辽宁省沈阳人,1918年6月1日出生,原名赵海真。[98] 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从事文字工作,且有些成就;妻子文沐灵,[99] 她的曾祖父是满清官员。[100] 成为基督徒后,赵西门于1946年前往南京泰东神学院深造,[101] 在那里认识了文沐灵女士并结婚。[102] 之后加入西北灵工团的宣教工作。

[103] 西北灵工团的成员先后从不同路线前往新疆:[104] 第一条路线是从潍坊出发的,途经青岛或济南—徐州—南京—郑州—西安—宝鸡—天水—兰州,第一批人于1947年春到达哈密。第二条路线,即最后一批十个人,是1948年绕道北京到达的,其中成员有崔洪凯,从潍坊途经济南—天津—北京—包头—呼和浩特—磴口—平罗—银川—兰州—酒泉——哈密。[105] 第三条路线是,由赵西门夫妇带领李雪华和黄爱华两位姊妹,从南京出发,途径徐州—郑州—西安—兰州,于1949年8月15日到达哈密。[106]

天国的绿洲——哈密

前面提到,1946年夏,当莫恩和罗本茨两位瑞典宣教士,从印度到新疆故地重游进行考察的时候,在首府迪化参观李开焕牧师的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提到这间教会不仅在阜康有分支教会,还支持哈密的一个50人的基督徒团契。从时间上推断,这个团契显然是与西北灵工团无关的。那么,这个团契的背景是怎样的呢?这里,需要理清另外一段少为人知的教会历史。

[107] 1943年,在陕西省西安城四浩庄教会工作的陈孝卿先生,认识了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戴永勉夫妇和马可牧师,受益良多。同年,又在教会中认识了在西安南郊工作的、黄埔军校第九分校总队长少将刘雪非先生。刘雪非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在自己家里设有信徒聚会。陈孝卿与刘雪非两人常常一起谈心、祷告、交流,一同立志要去新疆传福音建立教会。于是,1944年4月16日,陈孝卿时年24岁,他和刘雪非两人携带各自的妻子儿女,在教会的热烈欢送中,由西安三桥镇出发,经过凤翔,向西前进。

[108] 经过艰难跋涉到达兰州后,在参观教会办的麻风病院时,意外遇到了胡敬洁牧师(即前文提到的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乔治·航特,新疆汉族教会都称他为胡牧师)。胡牧师对他们的西行壮举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他们乘坐老式羊毛车,于6月2日平安到达新疆哈密。到达哈密后,处境非常艰难。陈孝卿病倒四个月,刘雪非因为种种实际困难,携带家属东返。病愈后,陈孝卿找到一份工作,有一次在哈密街头,巧遇赵梦九牧师和候超先等信徒。经过了解,得知他们是从西安由政府派来的季节性垦民,相谈之下,皆大欢喜。自此,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在垦民招待所院内,举行露天聚会,参加聚会的信徒大约30位垦民,都是基督徒。这就是哈密教会的初期。

[109] 几个月后,这些垦民与政府商议,决定留在哈密,自谋生计。赵梦九牧师在西河坝找到两间土坯平房居住,信徒每个星期天在他家里聚会。后来,赵梦九牧师携家眷返回甘肃酒泉,信徒们就捐资在串心巷租下民房两间用来聚会。1946年春,李开焕牧师与妻子翟明霞携子女来新疆,路过哈密,小住了几天,与陈孝卿认识,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哈密教会人数不断增加,于是信徒们自己捐资出工,在河南巷建起了一座土木结构的简易教堂,可以容纳约200人。然后,大家推举出七位执事管理教会事务,并选出陈孝卿、朱太吉、候超先作为长老。同时,致函迪化的“中华基督教会”,邀请李开焕牧师和主任王金铭前来主持奋兴会。这就是两位瑞典宣教士所提到的由李开焕的教会所支持的哈密团契。

之后,西北灵工团的成员抵达哈密,开始独立的宣教工作。由于西北灵工团的影响与日俱增,所以有许多基督徒都加入他们。陈孝卿长老也在哈密加入了西北灵工团。[110] 此外,还有范子舟(今明德路教会范晨光牧师之父,已故),他自幼在西安基督教孤儿院长大,后来在哈密遇到灵工团,并于1949年五旬节系列灵修聚会期间6月11日加入。[111] 这就是为什么西北灵工团从潍县乐道院出发的只有42人,到后来在新疆的成员却号称百余人的原因。1948年8月,遍传福音团的黄清治、李角声(《遍传福音报》的编辑)、王宝光抵达哈密,受到张古泉牧师的热情接待;同年,迪化中华基督教会的李开焕牧师,邀请张古泉牧师、董淑贞、刘淑媛、李天存等人前往,帮助召开奋兴会、培灵会和查经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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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哈密分会1947年成立大会)

[113] 前面提到,1949年6月西北灵工团的五旬节聚会,吸引了许多基督徒加入。之后,哈密教会作为安提阿教会式的宣教基地,其成员奉差遣奔赴新疆的许多地方宣教。例如,北疆的呼图壁、玛纳斯、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乌鲁木齐;南疆的吐鲁番、焉耆、阿克苏、喀什、疏勒。根据《西北灵工》的报道,当时在镇西(今巴里坤)宣教的有杜若霖、张德正、李石瑛、杜子美;12月29日被差往阿克苏宣教的有戴开诚、李全孝、唐远模三位弟兄,以及咸靠主、董淑贞、张淑英、张佩德四位姊妹。在这些地方,焉耆的教会相当兴旺,圣诞节的时候有160多人聚会。吐鲁番、孚远、镇西的宣教局面却“颇为沉寂”。

李道生夫妇一行六[114]人,于1949年9月19日抵达喀什附近的疏勒,受到赵麦加弟兄(遍传福音团只有他一人在那里)的热情接待,同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怀疑和威胁。同月,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北平(北京),新疆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陶峙岳宣布投降。李道生他们在疏勒建立教会,传播福音,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有30多人聚会了。不久,赵西门夫妇带着五位宣教士从哈密直奔南疆。[115] 1950年元月10日,赵麦加有感动前往和田、莎车看望那里初信的基督徒,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116]

[117] 1950年9月,张古泉牧师到南疆沿途看望各地建立的教会,随同他前往疏勒教会的有王廷明、连生源、张美英、张淑贞、董淑贞、陈廉秀、李元奎,等人;他们在疏勒的新市区,新租了一个大院子为教会所用。[118] 1950年冬,赵西门和文沐灵夫妇率领另外六位汉族宣教士(姚荣天、咸荣辉、翟爱锐、曹温良、李雪华、姚长命),前往塔里木腹地的古城和田,也就是古代的佛教胜地于阗,现代的伊斯兰教堡垒;抵达不久就被当地的共产党军政府驱逐。[119]

在瑞典宣教士被驱逐出境12年后,又一场共产主义暴风雨到来了,只是这一次临到了中国汉族宣教士们的身上。

小结

关于20世纪中期的新疆宣教历史,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从瑞典圣约教会的宣教士和英国内地会的宣教士1938年被逐出算起,到1944年,也就是在6年之后,陈孝卿全家就到达哈密,并与当地的垦民赵梦九牧师和候超先等人一同建立了哈密教会。1946年春,李开焕牧师经过哈密教会抵达迪化,并在同年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1947年春,第一批从山东潍县灵修院出发的西北灵工团成员抵达哈密。值得一提的是,西北灵工团在哈密采用“有物共享,按需分配”的初期教会生活方式。[120] 1948年初夏,遍传福音团成员抵达哈密,随后前往迪化。可见,对于当时各路前来新疆宣教的风尘仆仆的基督徒来说,哈密教会无疑是一处荒漠的甘泉,天国的驿站,让他们可以驻足片刻,安歇身心,重新得力。

在二、三年之内,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的宣教士就到达新疆许多重要的城市,开始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工作,成绩斐然。除了以上这些宣教团体和个人之外,还有“上海基督徒布道会”也来到新疆宣教,[121] 很可能也是与华北神学院有关的,因缺乏资料,在此就不能详述了。

二、红色风暴

1946年7月1日,以汉族和维吾尔族为主的新疆省多民族联合政府成立。1947年5月,南京民国政府发布2830号令,任命维族人麦斯武德为新疆政府主席,接替张治中主席的职务。[122] 1948年5月,国民党中国政府陶峙岳将军出任新疆警备司令,掌握新疆军警大权,新疆主席是包尔汉·沙黑迪(Burhan Shahidi)。[123] 前面提到,同年,“遍传福音团”到达新疆,赵麦加抵达喀什噶尔附近的疏勒(汉城)。

1949年1月31日,苏联共产党政府派代表米高扬,前往北平(北京)附近的西柏坡村,访问即将取得争夺中国战争全面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米高扬表示,新疆已经纳入中国的版图;8月上旬,苏联撤回驻伊犁的办公室,彻底放弃对“东突”独立运动的支持。[124]

[125] 1949年8月26日,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攻克甘肃省府兰州;9月5日,占领青海省府西宁,直逼新疆省府迪化。1949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北平(北京)。10日,毛泽东授意张治中将军,致电新疆主席包尔汉和警备司令陶峙岳,劝说他们投降。

[126]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领新疆国民党军队全体,通电北京的中共,宣布投降。次日,新疆政府也宣布投降。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1月20日,中共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兵团,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下,进入新疆省府迪化市。12月17日,宣布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并在全疆各地废除封建王公制度,建立从乡村到城镇的统一政府体制。[127] 1954年2月1日,迪化市的汉语名称改为乌鲁木齐(在此之前,当地的突厥语和蒙古语一直采用乌鲁木齐的称呼)。[128]

1955年9月30日,宣布新疆省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9] 在占领新疆初期,王震的军团对反抗的突厥人(主要是南疆一些地方的维吾尔族)进行了血腥镇压,因为无法获得具体的可靠资料,在此无法详述。这种严酷的共产主义式的军事镇压,在1950年代初期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的现象;而在新疆边境的另外一面,苏联共产党政府也在对突厥民族进行着毫不留情的镇压。1950年至1978年,中国政府先后将300万汉族人移民到新疆,通过这种方式,将新疆牢固地控制在国家的中共中央政权下。

1、西北灵工团的遭遇

前面提到过,1949年下半年在李道生六人抵达南疆的喀什—疏勒(汉城)之后,赵西门率领西北灵工团的一行宣教士也到达。当时,中共人民解放军已经接管了新疆。

1950年冬天,赵西门等七位西北灵工团的宣教士,在和田(古于阗)被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驱逐,于1951年2月19日回到疏勒城;期间写下《十架归路》的歌词。[130] 1950年2月,李道生等人被捕。[131] 1951年四月,赵西门一行的西北灵工团宣教士们被捕;1952年,疏勒基督教会和莎车基督教会的招牌被政府摘下。

在赵西门等人被捕入狱之后,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仍然在负责教会,并于1953年为赵麦加和何恩证当证婚人。[132] 1959年9月24日,文沐灵被捕,1960年7月在狱中去世。[133] 这一年被捕的还有刘德民、孙新民等人。[134]

[135] 1951年3月14日,张古泉牧师被捕入狱,李石瑛、董淑贞、刘德民,以及仁爱医院的院长龚守仁大夫,也都相继被捕。1950年底,李道生和张美英入狱,1951年2月,李天存、姚荣天、李元奎也遭到逮捕。在狱中,李道生弟兄被关押在张古泉牧师的隔壁,他与张古泉牧师对唱圣歌《十架道路》“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彼此鼓励。华北神学院“旅沪校友会”的会长谢模善先生,曾尝试通过张治中将军营救张古泉,无果。1956年9月21日,即将刑满释放前,张古泉牧师在狱中去世,年仅37岁(1919年1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政府定论为自杀,而熟悉他的人都不相信这种解释。在他的遗作《狱中思家》一首诗中,有两节是这样的:“晨钟已响,雄鸡啼鸣;旭日上升,东方发红。神子奋起,衣冠齐整;加点炉火,驱除寒冷。”诗中充满奋进向上的精神。

除了主要负责人之外,西北灵工团的其他一些成员也遭到当局逮捕。例如,1951年5月5日,陈孝卿长老在哈密被捕入狱,劳动改造,至1954年9月6日在乌鲁木齐被释放;出狱后,携家属从哈密搬迁到乌市,进入李开焕牧师的教会工作。1970年文革期间,陈孝卿长老全家被下放到沙湾农村长达九年,但陈孝卿因为工作原因,期间仍留在乌市的运输公司。[136] 路得的丈夫范子舟也受到了迫害。还有一批成员被遣送回原籍,分别是王守仁、王鸿翱、陈邦千、戴开诚、张秀英、孙岐峰、钟毓琛、娄郡南、韩守悌、齐淑芳,等人回到山东;李学道回兰州,王慧民回陕西。[137]

[138] 西北灵工团的五位领袖被判重刑,他们分别是:张古泉牧师、赵西门和妻子文沐灵、刘德明和孙新民,其中只有赵西门活到了出狱的时候。[139] 赵西门在监狱里度过了30年,最初在喀什劳改营的煤矿工作,几乎被折磨死,后来转到新疆其它地方的化工厂继续劳改,但始终不否认信仰。1981年,赵西门获释出狱,被当地基督徒所接待。

[140] 进入1990年代,徐永泽在河南的教会系统有在新疆喀什(喀什噶尔)的基督徒,听说了赵西门的事迹。后来,徐永泽的妹妹乘公共汽车从河南前往喀什,劝说赵西门去河南鼓励教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赵西门不是很情愿地去了河南,在当地的家庭教会工作。2001年12月7日,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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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张古泉牧师,照片年代不详)

2、遍传福音团的遭遇

遍传福音团的发起人马可牧师,于1967年左右在重庆被捕入狱,饱受折磨,四年半后无罪释放。[141] 出狱后,马可一直在重庆生活,改革开放后继续从事教会工作,只是一生中从未到过新疆。2008年9月16日去世,享年约102岁。

遍传福音团在新疆的宣教士们也遭到了当局的迫害。赵麦加与何恩证被批判,办学习班;1957年在何恩证回山西探望母亲的时候,赵麦加被人批斗折磨。[142]

[143] 1957年,赵麦加的宣教搭档戴彦中,因为在喀什张贴福音传单而被捕,劳改十年,坚决不否认信仰。文革后期,被政府遣返回原籍河南监管。1983年到乌鲁木齐,然后回到喀什看望赵麦加一家。最后因为户口等生活问题,又回到河南去了。

黄清治、路得等人在文革中也都遭到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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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赵西门和文沐灵夫妇,年代不详)

3、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遭遇

相比之下,李开焕牧师所主持的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受到的迫害要较晚一些。

1953年,教会在迪化市的四处聚会点停止运作。[144] 1955年12月3日,李开焕牧师因心脏病发作,突然离世。[145] 1958年,在政府对城市私房的改造中,宗教房产也被没收,只给中华基督教会留下礼拜堂作为活动场所。[146]

1959年,全国停止一切宗教活动,中华基督教会被关闭。[147] 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仅有的礼拜堂也被侵占,李开焕牧师的妻子翟明霞和王金铭等教会负责人被游街批斗和关押审查,教会活动完全被停止。[148] 东关聚会点的信徒被集体游街示众。[149]

这样,宣教进行曲第二乐章,以血泪的休止符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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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李开焕牧师的葬礼195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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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马可牧师在重庆市家中,200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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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赵麦加和何恩证夫妇在喀什噶尔家中,200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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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遍传福音成员路得女士,2001年9月24日于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教堂内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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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遍传福音团成员周恩莹女士,1996年10月于兰州家中)

三、宣教进行曲第三乐章

1、寒冬已过,风雪未止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次年,邓小平掌握中国实权。1979年1月1日,中美宣布建交,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新疆各地的教会在度过乌鲁木齐式的漫漫严冬之后,开始发出新的嫩芽,并爆发出孕育了一冬的旺盛生命力。

[150] 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为张古泉牧师平反,宣布“张古泉(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政治名誉”,西北灵工团不是反革命组织,是宗教团体,等等。李道生和赵西门也在这一年得到平反。

1981年,赵西门出狱。他在1988年3月17日所作的一首诗中,引用了《圣经·雅歌书》2:12的内容:“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151]

[152] 1979年,陈孝卿长老得到政府平反,回到乌市原单位(乌鲁木齐市运输联社)工作,1980年7月退休,重新开始从事教会工作。1980年,在乌市教会(原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原先的一些负责人的交涉下,政府归还教会房产,大小聚会重新开始。至1985年,信徒人数增至约600人。[153]

[154] 1985年,由李开焕牧师创建的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今明德路教会)正式恢复运作,并改建成两层400平米的楼房,同时更名为“乌鲁木齐市中华基督教会”。8月25日,陈孝卿和黄清治被按立为牧师,王金铭为长老。1990年,又增设三名长老、两位教师,并选举出七位执事。1995年12月圣诞节前,新教堂在原址明德路一号落成。楼高六层,外加一层地下室,并更名为“基督教会明德路堂”。[155]

1994年,张摩西在伊宁市(原伊犁)创立的教会,在伊宁市飞机场路的教堂落成,儿子张永泰为牧师之一。

喀什噶尔的教会也开始兴旺,主要还是由赵麦加与何恩证夫妇带领,但是由于政府惧怕引起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不满,就不敢批准建教堂。2007年3月7日,赵麦加在喀什噶尔去世。

如今,东疆的哈密,这个古代印欧人的据点,中外宣教士们曾经落脚小憩的新疆第一站,天国的绿洲,其汉族教会相当繁荣。这个城市已经基本上汉族化了。

相比之下,今天的汉族教会已经享受了许多的自由,但是,来自共产主义无神论政府的干涉和逼迫依然存在。

2、沙漠开出江河

整个新疆范围内,许多地方的汉族教会都非常繁荣,新一代年轻基督徒也开始加入教会。于是,这些当年李开焕牧师、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建立的教会,如今开始枝叶茂盛。

[156] 作为老一代“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的接班人,如今乌鲁木齐明德路教会的牧师范晨光女士,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她的父亲是西北灵工团的范子舟,母亲是遍传福音团的路得。1951年,路得前往一些城市协助福音工作。1952年,她在阿克苏认识了范子舟,经别人介绍,两人结婚,一同从事上帝的工作。195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取名范晨光。路得在怀孕的时候,就决定无论是男是女,都要把头生的献给主。1986年,在母亲路得的催促下,在丈夫路恩照的支持下,范晨光放弃了12年的中学教师职业,报考神学院。毕业后进入明德路教会全职从事教会的工作,后被按立为牧师,与上一代的老牧师陈孝卿和黄清治等人,一同并肩工作。1995年7月7日,范子舟先生在乌鲁木齐去世;2006年12月9日,路得女士(生于1922年2月2日)在乌鲁木齐去世。作为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范牧师的儿子路加,正在美国攻读神学硕士学位。

目前,面向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的福音工作,仍然非常艰难,所有的教堂里都是汉族基督徒。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宣教士得到上帝的呼召,来到新疆,再次打破坚冰,开始向突厥民族传播福音。本地的汉族基督徒,也以极大的热情和天国的思维观,打破民族隔阂,向突厥各民族宣传福音。

1989—1990年,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政府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信仰自由程度在中亚是最好的。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原首都阿拉木图,许多西方宣教士前来宣教,当地的许多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接受福音,并返回新疆传福音。如今,整个新疆已经有非常少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突厥伊斯兰教民族背景的基督徒。

此外,那位土耳其基督徒和瑞典宣教机构翻译的《圣经》,由于是采用古维吾尔语书写字母和喀什方言,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读懂。新版当代维吾尔语的《圣经》翻译工作,在持续了20多年之后,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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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如今的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背景是终年积雪的天山,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62-63页)

然而,突厥民族当中成为基督徒的,面临着来自本民族和新疆共产主义政府的双重逼迫。近年来,有两个受到政府逼迫的例子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2007年11月,和田(古于阗)的维吾尔族基督徒兼教会领袖乌斯曼·依明(Osman Imin)因信仰的缘故,被新疆和田当局逮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罪名是“协助外国人从事违法活动”;2009年11月在喀什噶尔劳教所服刑完毕,身心饱受折磨和虐待。2008年1月,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基督徒兼教会领袖阿里木江·依米提(Alimjan Yimit原籍哈密,乌鲁木齐居民,在喀什噶尔工作),同样也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喀什噶尔当局逮捕,在喀什看守所超期关押将近两年,于2009年8月6日重判为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绝密级)”,至10月27日才宣布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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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原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今乌鲁木齐明德路教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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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原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今乌鲁木齐明德路教堂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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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1945-2005年60周年庆典,老一代宣教士和牧者:陈孝卿、黄清治、周恩莹、何恩证,和第二代教会牧者范晨光,在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教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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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遍传福音团成员何恩证和周恩莹,在新疆中华基督教会1945-2005年60周年庆典上,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教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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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2005年版的当代维吾尔《圣经》)

1992年商业改革浪潮之后,大批的中国内地汉族移民涌入新疆,其中也有许多基督徒前来宣教。在此之前,1950-1978年期间,自愿或被中央政府派来的300万汉族移民,他们的后代如今已经长大。其中的许多基督徒已经开始从事教会工作,积极宣教,决心先把福音传遍新疆各民族,再把福音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出去,直到耶路撒冷。

这样,那些依然在新疆健在的老一代中国宣教士们,已经看到福音的接力棒传到了下一代人的手中。于是,进入公元1990年代,宣教进行曲第三乐章开始在新疆这块古老西域的大地上奏响。自从公元8世纪景教总主教提摩太给西域的突厥人任命一位主教,已经是第12个世纪了。

由于汉族是新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体,因此汉族教会的壮大和根深叶茂,直接为面向突厥民族的福音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和稳定的支持。这应该是新疆宣教事业整体的蓝图。从英国、波兰和瑞典的宣教士进入新疆开始,到今天基督教在新疆整体局面的浮出成型,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这幅蓝图里充满着“新事”,等待着继续在新疆基督教的未来历史中,不断地通过教会和基督徒们展开和应验。

《以赛亚书》43:18-21预言说:

“18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20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21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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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今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教堂的唱诗班)


[1]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其中英文名字和“1914年”是参考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的尾注154。

[2] Travelling in Chinese Turkestan, from the journal of G. W. Hunter, China Millions, January, 1910.

[3] Chinese Turkestan.—A Journey and a Deliverance, from the journal of G. W. Hunter, China Millions, October, 1910.

[4] 本段根据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作者系乌鲁木齐明德路教会的牧师。

[5]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的尾注154。

[6] 由于本段历史在中国官方的教材中不全面,有刻意回避和含糊的部分,尤其是中国政府对“三区革命”持肯定态度,混淆了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与种族屠杀的历史事实真相,因此,笔者参考了官方教材和民间的历史版本,尤其是网络版,同时根据笔者在新疆生活多年所了解到的,综合阐述了这部分历史,力求还原历史事实真相,并清楚标出了脚注,以供读者鉴察。

[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63页。

[8] 同上,第186页。

[9] 联合参看:同上,第182,193页;《苏联在新疆发动惨绝人寰的“三区革命”:北疆大屠杀》,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07/200907180132.shtml,(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8日 来稿);刘革学,《中国地方军阀大结局》,网络版,正文-第63节,http://www.pashu8.com/xiazai/1/7244/611639.shtml,2008-7-9 4:07:54。

[1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94页。

[11] 同上,第193页;《苏联在新疆发动惨绝人寰的“三区革命”:北疆大屠杀》。

[12] 同上,第194页。

[13] 同上,第118页:1933-1934年在东北对日作战中战败后的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苏联境内西伯利亚地区绕道进入新疆。

[14] 同上,第194页;《苏联在新疆发动惨绝人寰的“三区革命”:北疆大屠杀》。

[15]《苏联在新疆发动惨绝人寰的“三区革命”:北疆大屠杀》。

[16] 同上。

[1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95页;《苏联在新疆发动惨绝人寰的“三区革命”:北疆大屠杀》。

[18]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92,195页。

[19] 同上,第188-191页。

[20] 同上,第199-200页。

[21]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巢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治中将军》,1990年08月第1版,第140,143,145页。

[22]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99-206页。

[23] 同上,第211页。

[24]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作者是李开焕之子,其母翟明霞在世曾过目本稿内容。

[25] 同上,附录:《翟明霞师母生平简介》。

[26]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27] 同上。

[28] 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写于2005年8月8日。

[29]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30] 王永存:《怀念我的父亲》,写于2005年8月22日。注:作者系王金铭之子。

[31]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第29页。

[32] 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

[33]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34] 本段参考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第29-30页。

[35] 本段参考同上。

[36] 遍传福音团的事迹这一部分,主要是根据笔者对遍传福音人物的录音照相采访,和王瑞珍的《神国侠侣》(2003年)。《神国侠侣》出版后,受到西北灵工团有关人士的批评,认为其中有严重的历史事实歪曲部分,并形成了书面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进行澄清和纠正。但是,由于笔者对遍传福音团人物的录音采访资料和能够找到的学术背景资料有限,笔者还是谨慎地参考了《神国侠侣》的一些内容。因此,若有明显的错误和失实,请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37] 王瑞珍:《神国侠侣》,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22号,第52页。

[38] 本段参考同上,第52,53,55,62页。

[39]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copyright 2003, published in USA by Gabriel Resources, 129 Mobilization Drive, Waynesboro, GA, 30830, USA, 24.

[40] 本段参考王瑞珍:《神国侠侣》,第48,49,57页。

[41] 同上,第55,57页;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24.

[42] 参看巴富胜先生的追思礼拜仪式中发给参加者的帖子:Theodore Fischbacher Memorial Bulletin。他出生于苏格兰的Cambuslang,在美国加州的Santa Barbara去世。

[43] 单传航:《马可先生录音照相采访录》,2001年10月22日,重庆市马可牧师家中。

[44] 同上。

[45]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63页。

[46] 单传航:《马可先生录音照相采访录》。

[47]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64页。

[48] 同上,第64-66页。

[49] 本段参考同上,第66-70页。

[50]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第196-197页。

[51]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71页。

[52] 单传航:《何恩证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2001年6月2日,新疆喀什赵麦加—何恩证夫妇的家中;《马可先生录音照相采访录》。

[53] 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第29页,脚注154。

[54] 本段参考王瑞珍:《神国侠侣》,第73-74页。

[55] 同上,第93页。

[56] 本段参考同上,第94,96,98-99页。

[57]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after page 48, the footnote of illustration 4.

[58] 参考王瑞珍:《神国侠侣》,第101页。

[59] 同上,第96页。

[60] 同上,第103页。

[61] 本段参考同上,第107-109页。;同时参看单传航:《何恩证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

[62] 本段参考同上,第111,120页。

[63] 单传航:《何恩证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

[64]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128页。

[65] 同上,第131页。

[66] 单传航:《路德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2001年9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教会路德女士的居室;《何恩证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

[67]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132-133页。

[68] 编者高建国,张全献,包全恩,马明心:《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刊编辑委员会1950年5月出版,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班级委员会发行,华北神学院地址:无锡梅园前,中国制版印刷厂印刷,上海南京西路七十弄六号,电话96599,第54页。

[69]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141页。

[70] 同上,第145页。

[71] 同上,第138页;同时参看单传航:《路德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

[72] 同上,第150-152页。

[73] 根据单传航:《马可先生录音照相采访录》;黄清治:《看了五十年神迹》而分析得出的结论。

[74] 根据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75] 同上。

[76] 本段参考同上。

[77] 本段参考同上。

[78] 本段参考同上。

[79] 本段参考邹淑华:《一粒麦籽——记西北灵工团团长张古泉牧师》。

[80] 本段参考邹淑华:《一粒麦籽——记西北灵工团团长张古泉牧师》;根据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

[81] 本段参考邹淑华:《一粒麦籽——记西北灵工团团长张古泉牧师》;根据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82] 本段参考同上。

[83] 本段参考同上。

[84]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85] 编者高建国,张全献,包全恩,马明心:《华北神学院一九五0级毕业纪念刊》,第54页。

[86]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87] 同上。

[88] 本段参考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89] 编者高建国,张全献,包全恩,马明心:《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第55页。

[90] 本段参考同上,第55页。

[91]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92] 编者高建国,张全献,包全恩,马明心,《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第55页。

[93] 同上;《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94] 参看《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第55页。

[95]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刊登于《生命季刊》第九卷第一期,2005年3月刊,总第二期;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96]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邹淑华:《一粒麦籽——记西北灵工团团长张古泉牧师》。

[97]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98]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1页。

[99]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

[100]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3页。

[101]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

[102]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2-43页。

[103] 本段同时参考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04]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3页。

[105] 崔泓凯:《蒙神恩典的回忆》,写于2005年6月27日。

[106]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2004或2005年。

[107] 陈孝卿:《我在新疆六十年》。

[108] 同上。

[109] 同上。

[110] 同上。

[111] 范晨光,《壮哉此行》;《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第55页。

[112]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13] 本段内容参看《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第54-55页;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

[114] 根据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是五人;参看《华北神学院一九五o级毕业纪念刊》第54页是六人;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的精确细节可知,路途中加入了一人,所以出发时5人,抵达时6人。

[115] 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3页。

[116]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17] 同上。

[118] 同上。

[119] 同上;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3页。

[120] 陈孝卿:《我在新疆六十年》。

[121]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122]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211页。

[123] 同上,第218页。

[124] 同上,第213-214页。

[125] 本段参考同上,第218-219页。

[126] 本段参考同上,第222-223页。

[127] 同上,第223,228页。

[128]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128页。

[12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233页。

[130]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31] 根据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

[132]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151页。

[133] 同上,第152页。

[134] 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35] 本段参考邹淑华:《一粒麦籽——记西北灵工团团长张古泉牧师》;根据对李道生先生的录像采访,2006年;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36] 陈孝卿:《我在新疆六十年》。

[137] 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38] 本段参考Paul Hattaway, Back to Jerusalem, 第43-48页。

[139] 陈孝卿:《我在新疆六十年》;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40] 本段参考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200页.

[141] 单传航:《马可牧师录音照相采访录》。

[142] 王瑞珍:《神国侠侣》,第161,168-169页。

[143] 同上,第174,176,178,180页。

[144] 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

[145]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146] 同上。

[147] 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

[148]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149] 黄清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简史》。

[150] 根据张古泉牧师之妻张莲秀等人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151] 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

[152] 本段参考陈孝卿:《我在新疆六十年》。

[153]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154] 本段参考范晨光:《基督教会明德路堂简介》。

[155] 李泰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史略》。

[156] 本段参考单传航:《路德女士录音照相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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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目录、序言,等

第一章、新疆地区历史概况

第二章、19世纪前的新疆基督教历史概况

第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新疆基督教历史(1888-1938)

后记、尾声、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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